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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罪刑相适应标准 　　　论文关键词：客观危害；主观罪过；人身危险性；报应；预防 　　论文摘要：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标准，则罪刑相适应在刑法立法中便无法构建而在刑法司法中便无法实现，故标准的问题是关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本性问题。本文结合贝卡利亚、康德和黑格尔等前人的论断论证了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且作为该标准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增添了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危险性这一新内涵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接着，通过与“两个配刑基准论”的商榷进一步论证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应具有唯一确定性。 　　 　　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到底如何把握，还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而罪刑相适应的标准本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最关键问题。 　　 　　一、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的确立 　　 　　在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中，自五十年代中期有人提出罪刑相适应原则并被广泛接受以来，理论界对该原则长久停留于用“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罚当其罪”这样的表述作字面化的解释，而罪刑相适应的标准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或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提法或主张首先在刑法立法环节就已变得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贝卡利亚在其传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刑罚与犯罪相对称”标题之下开笔便说：“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而他在该书的“衡量犯罪的标尺”标题下又开门见山：“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尽管认识这类明了的真理并不需要借助于象限仪和放大镜，而且它们的深浅程度都不超出任何中等智力水平的认识范围……”贝卡利亚的前述两个论断意在分别说明如下问题：前一个论断意在说明刑罚的轻重是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而刑罚与犯罪相对称也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后一个论断意在说明犯罪的轻重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把贝氏的两个论断及其意图说明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作如下推导：既然刑罚的轻重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的大小所决定的，则犯罪的社会危害当然就是刑罚的“标尺”。而犯罪的社会危害又是犯罪的当然“标尺”，于是，犯罪的社会危害就成了犯罪和刑罚的公用“标尺”。当犯罪的社会危害成了犯罪和刑罚的公用“标尺”时，则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犯罪与刑罚是否均衡或相适应的标准。但需要强调的是，贝卡利亚的社会危害性标准注重的是犯罪的客观危害，即如有人说：“贝卡利亚更多的还是重视犯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相对较少重视犯罪人的故意，因此他主张惩罚的客观(实际)平等化。” 　　其实，在贝卡利亚之前，康德的“等量报应论”和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已隐含着罪刑相适应的标准问题。康德是主张按照侵害的特种性状去报应犯罪，而黑格尔则主张按照侵害所损及的价值去报应犯罪。由于侵害的特种性状和侵害所损及的价值只是分别强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层面，故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报应，都可归结为按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去报应犯罪，只不过康德注重的是报应的外在而黑格尔注重的是报应的内在罢了。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构成报应犯罪的尺度时，则其也就同时构成了罪刑相适应的标准，因为报应的手段正是刑罚。 　　有人说：“社会危害性与刑法规范之间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在立法阶段，社会危害性是体，是根本。”那么，罪刑规范便是“用”，而在这种“体”与“用”的关系之中社会危害性便构成了罪刑关系的搭配标准，因为罪刑规范只是罪刑关系的法律形式而已。曾经有人说：“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建立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的主要依据。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就不同，因而所处的刑罚也应当不同。刑法分则各类罪的排列和各类罪名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按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罪刑的轻重决定的。”这段话虽然直接说的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刑法分则体系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但也可推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罪刑相适应的标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引文中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与“罪刑的轻重”相并列，但后者仍旧是前者所决定的。还曾有人说：“刑法分则中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规定表明，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其法定刑就相对地要重一些；反之，其法定刑也就相对地要轻一些。”从这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法定刑成正比例关系的说法中仍可推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罪刑相适应的标准的结论。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之所以能够构成罪刑相适应的标准，不仅因为它作为标尺在犯罪和刑罚之间具有公用性，还因为它作为标尺具有质量差别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个标尺的质量差别性形象地体现在贝卡利亚的“罪刑阶梯论”中，也隐含在康德的“等量报应论”中，更是凿凿有据地存在于黑格尔的“等价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