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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典与西方经典的互补性 唐晓敏 中国古代的经典，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与欧洲文化中的经典是很不相同的。仅就表达方式看，西方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多有严密的逻辑。西方的哲学家常常要对自己的观点详加论证，非常讲究逻辑性。如康德，就常常用非常繁复的句子周密地叙述自己的思想，一个复句往往包括好多的单句。黑格尔也差不多。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确实是非常严谨，非常讲逻辑，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德国人性格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抽象的爱好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对体系的爱好”，他说：德国人追求的是知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以至在德国的教科书里，“在对某一词下定义之前，先要列举一下二十个民族对这个词是如何称呼的。”（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见《乌申斯基教育文选》，第9页， 郑文樾编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西方哲学家多重视理性、逻辑，习惯于把思想表达得清清楚楚。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人在理论著述中追求的是简洁、凝练、让自己思想的表达更富有暗示性、多义性，其中有许多精彩的看法和感受，但往往是点到即止，不做发挥，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玩味思考。如《论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但在这里他只说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但精彩之处也正在这里。若是说得很多，说得太明确，比如说成这样：“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第6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这样的话，明确倒是明确了，但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另一部经典，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如此。如“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就说了这么一句，根本不做什么论证。当代作家王蒙特别赞赏老子的这句话，说道：“我最喜欢看老子的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仙’”，“为什么如‘煮小鱼’呢 ? 你分析不清楚，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天机不可泄露’。但是这句话一说，你就觉得语出惊人、举重若轻、气概非凡、胸有成竹、神机妙算、深不见底。” 中国古代的经典正因为没有对某一观点做详尽的叙述和论证，才更带有多义性的特点，激发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探索，这些经典更习惯用类比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思想，这也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因为这更能激发读者想象力。 西方十九世纪的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是惯于建立自己精密理论大厦的，认为中国古代的著作理论性不强。到了20世纪，西方学者也认识到，西方古代一直重视的理性思维也有其局限，与思维相对的“想象”，与思维有同样的价值，甚至比思维更有价值。对此，张世英这样说道：“思维总是企图界定某种事物，划定某种事物的界限，但这种界限是不能绝对划定的。我们应该承认思维的局限性，但也正是思维逻辑走到尽头之际，想像却为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域。想像教人超出概率性和同一性的界限，而让我们飞翔到尚未实际存在过的可能性。但尚未存在过的可能性并非不可能，想像的优点也正在于承认过去以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也是可能的。想像扩大和开拓了思维所把握的可能性的范围，达到思维所达不到的可能。思维的极限正是想像的起点。”（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第１０８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这样看来，中国古代学人著述中的那种富有诗意的表达，其实更具价值，而且也更符合语言的本质。因为语言的本质就是通过说出来的东西中“反映”未说出来的东西。而诗意的表达，如上面所提到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治大国如烹小鲜”，正是说出的东西少而“反映”的未说出的东西非常多。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语言总是由“此”指向“彼”，总是超越“在场”而指向“不在场”，因此意味无穷。而传统哲学看重的是概念，否定语言的诗意本质，这倒反而是不能把握真理的，也是贫乏无味的。从教育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学者的这种诗意的语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是把一个现成的概念“塞给”读者，而是诱发读者自己去思考、玩味，而读者正是在这思考、玩味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思考的能力。 中国古代的经典与西方的经典各具特色，各有其宝贵的价值。日本首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对中国经典的这一特点深有体会。他首先认为，类比思维非常重要，这种思维的特点是，让人能够“把那些在一个领域中形成的关系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中去。”他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一个领域。”（汤川秀树著，那白苏译　《人类的创造》，第245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汤川秀树讲，很可惜现在世界上大家都非常重视西方的分析推理思维方法，忽略了中国先哲的直觉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