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清儒关于周代天子宗庙礼制的论述.doc

　　略述清儒关于周代天子宗庙礼制的论述 宗庙是中国古代社会身份性阶层祭祀祖先和举行其它重大活动的礼制性建筑。为体现不同社会阶层的等级尊卑差异，统治阶层对不同社会阶层祖先宗庙庙数、祭祀仪式进行了详细、严密的规定。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传统礼仪，尤其是在借鉴夏、商礼仪基础上加以损益而形成的周礼大量散佚。因此，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陆续编纂成书的若干儒家传世文献，对周代天子宗庙礼制的记载也是相当零散，其中既夹杂有后世制度，也有后人向壁虚造的成分。自从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成为两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主导思想，儒家文献陆续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权威经典。历代儒者穷尽精力，孜孜不倦，对经典的注疏、诠释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在周代天子宗庙庙数、祭祀礼制问题上，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清儒在传承此前历代儒者有关学说的同时，又依据自身对经义的理解而有所取舍、损益、创新。 　　　　　　　　　　　　　　　　　　　　　一 　　多数编纂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儒家典籍记载周代实行天子七庙制度。 [1] 汉儒多遵从文献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之说，但是在七庙构成问题上却存在两种有分歧的观点：西汉参与石渠阁会议诸儒、韦玄成、东汉白虎观论《五经》异同诸儒、卢植、何休、郑玄等人都以为，周代天子七庙由始祖后稷庙、文、武二因有功德而世世不迁毁的祧庙以及在位天子高祖父以下四亲庙组成。[2] 另一种观点是，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祖先庙世世不毁。[3] 哀帝时，刘歆进一步主张，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皇帝庙不在七庙常数中，且不可预先设定“祖”、“宗”庙数。[4] 因此，七庙应由周王朝始祖后稷庙以及在位天子六世祖以下六亲庙组成。魏晋之际王肃亦同此说。[5] 　　通观清儒对周代王室宗庙庙数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有的尊韦、郑之说。[6] 孔广森从周代避讳礼入手，以为东周釐王既然不讳其六世祖西周厉王的名字，可以推断，东周庄王时，位于六世的厉王庙已经因亲尽的原因而被迁毁了。因此，刘、王之说与周代史实不合。[7] 任启运从文献记载的周代宗庙形制建筑，以及祖先称谓角度指出：“古者建国，分为九区，于前一区又分为三，中朝、左庙、右社，是其地已有限矣。立庙之制，外为都宫，内列七庙，其制又有定矣。若有功德必各建一世室，万一功德者多，都宫之内曾可容乎？欲毁都邑而更建，都宫之外有余地乎？……若欲于四亲之上加二亲，则高、曾之上何称？显考庙之上何号？古今书、传不偶一见乎？”[8] 徐养原根据周代宗法丧服制度以为：“肃以高祖之祖、父为祧，不知庙制与服制及宗法相表里。以言乎服，则四世而穷；以言乎宗，则五世而迁。此礼达乎上下，不以天子、诸侯而有异。准此则亲庙亦不得有加乎四庙之外。……三昭三穆，其二即文、武世室也。世室惟二，不可增加。……亲庙惟四，亦不可增加。”[9] 有的则尊刘、王之说。[10] 经书中所说的“世室”与“祧庙”含义不同。“文、武有功德，亲尽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庙也。……如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庙之数，是仍在祧迁之列，何必又创为世室之名？且与不毁之义大不相符矣。……案七庙除太祖外，三昭三穆皆亲也。”[11] 如果“祧庙”是指周文王、武王庙，则与《周礼》不符。“《周官》为周公所作，……郑注谓祧为文、武之庙，……成王之时，文、武在四亲庙中，安得以为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穆王、共王之世，去周公制礼时甚远，何可以解《周官》乎？……周文、武之庙称为世室，不称为宗。世室者，世世不毁也，即以为祖、宗，亦是不毁之庙，而乃谓之祧，不亦悖乎？知文、武不得为二祧，则知七庙为天子之定制矣。”[12] 与其他祖先宗庙礼相比，祧庙礼却有所减损，如祧庙无寝，不得享受四时祭祀，因而祧庙不是文、武庙，而是在位天子五、六世祖庙。[13] 遵信韦、郑诸儒之说者以为，《周礼》管理庙、祧的阉者仅有八人，故周天子仅有七庙。对此，陆陇其认为，管理庙、祧的阉者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周公制礼确定天子七庙制度时，天子七庙并姜嫄庙合而为八，故《周礼》守祧有奄八人。他们将随着宗庙庙数的增加而相应增加。[14] 虽然清代学者有主张八庙说者，但究其实，这种观点实际上依然是对刘、王诸儒之说一种变相的认同。西周天子实行包括始祖后稷庙、文、武二庙以及在位君主六世祖以下六庙在内的九庙之制，[15] 不过，东迁后变为八庙之制。“及幽王乱亡，平王迁洛，不复如其旧制，而即仍故有之文、武庙以为祖，为宗。下自恭王以至幽王，增为六世庙。故西周之庙，并世室而为九；东周之庙，合武王而为八。《周官》作于晚周，其列守祧奄也凡八人，则其为八庙无疑矣。”[16] 　　除了上述遵信韦、郑及刘、王诸儒之说外，清儒中也有试图折中上述两种学说者。焦循虽然认为虞、夏、商、周四代都实行天子五庙制度，但是他并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