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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避税工作廉政风险探析及对策 近年来，各级税务部门高度重视反避税工作。仅2010年一年，全国转让定价调查立案即达174户，结案152户，弥补亏损7.5亿元，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55.5亿元，补税入库12.4亿元。由于反避税工作的高度复杂性和独特的艺术性，以及其不同于其他征管、稽查部门的运作特点，反避税工作中潜藏的廉政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一、反避税工作廉政风险的成因 （一）反避税工作涉及企业巨大的经济利益。税务部门通常从工作成效和震慑力度等角度出发，把审计重点放在规模较大、关联交易较多的企业身上，调整涉及的税额往往比较大，调整方案的轻微变化都可能造成数十乃至上百万税款的差异。由于涉及企业巨大的经济利益，个别企业可能会寻求其他途径力求减少经济损失，这容易成为廉政风险的诱因。 （二）反避税的主观判断标准不一。避税的确认是在对客观事实的还原和一定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易产生执法真空。不同于偷逃抗骗税等概念，避税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不明确的概念，就其性质，曾存在“合法”、“非法”、“脱法”之争，目前的基本共识是它侵蚀国家税基，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虽不违法，但不合理。比如企业间关联交易的判定，涉及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的关系以及税法与私法的关系，需要对客观事实进行合理的推理和判断；在实际操作中，税务机关在运用实质课税原则时，由于主观判断标准不一，容易造成同一事件因不同部门或不同人员处理结果却不同的后果。这是造成税务人员容易受各种因素干扰而影响主观判断从而产生廉政风险的原因之一。 （三）反避税工作注重调整的合理性，易产生权力滥用。税务稽查工作注重“铁证如山”，反避税工作除了讲证据，还得讲艺术。因为合理性是相对模糊的概念，难以量化，不易界定，较难监控。“合理性的论证”、“合理的方法”、“合理调整”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弹性。比如反避税谈判主要围绕避税事实的确认及如何对企业不合理的交易定价进行调整而展开，既有坚持原则，但也有妥协和让步。除了涉及到审计过程中获得证据的强弱程度外，谈判双方的心理、谈判技巧的运用、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等都有可能成为影响调整方案的关键因素。在调整方案的测算上，可比企业的选取、调整方法的选择、差异调整因素的考虑等都会对调整税额造成直接的影响。运用不同的调整方法结果可能差别不小，但对适用此种调整方法的论证也有相当的弹性，实践中对适用调整方法的合理性分析也不尽充分，难以完全避免因自由裁量而滋生廉政风险。 （四）反避税工作流程的“一条龙”执法有可能形成廉政漏洞。与税务稽查经过多年的摸索，建立起了一套选案、查办、审理、执行相分离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各个环节明确分工，客观上相互制约和监督不同，反避税工作由于开展时间不长，人才紧缺，制度尚未完善，通常由同一部门负责从选案、立案、调查、谈判到结案甚至跟踪管理等“一条龙”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廉政制度建设仍有待加强。 （五）反避税工作涉及海量信息，易产生泄密风险。反避税涉及的信息囊括了被查企业的财务信息，其关联公司乃至集团公司、可比企业的价格信息、经营策略、定价原则、竞争对手的情况等内容，其中很多信息属于企业或者行业商业秘密。一旦泄密，将对案件的处理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其他企业的经营情况，破坏公平的税收法治环境。 （六）反避税工作具有明显的外延性特征。除了和被审计企业打交道，在审计过程中反避税人员还会接触到企业的关联公司或者母公司、中介代理机构、可比企业、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廉政风险的诱因。主要表现在：1.被审计企业的拉拢腐蚀。由于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反腐倡廉工作不到位，个别税务人员有可能被“拉下水”，大搞权钱交易。2.中介机构的人脉渗透。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具有营利性和中介性的双重特征，与税务机关是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其一方面受企业聘请，为企业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向税务机关抗辩；另一方面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发挥着税企交流的桥梁作用。近年来，中介机构开始从税务部门挖角，人才单向流动比较大。同时在运用专业知识优势的基础上，也利用人脉的渗透力对反避税案件施加影响。3.地方政府的压力。有些政府部门担心反避税会影响招商引资，挫伤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千方百计为企业托请说情。 总的来说，反避税具有不同于其他工作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使廉政风险的可控性相对较弱，形成一定的权力寻租空间。 二、直属税务分局推进反避税廉政建设的实践 与其他领域相比，反避税廉政建设起步较晚，为有效防范廉政风险，直属税务分局在这一工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与实践，针对专业审计人员占全局人员的三分之一，审计范围涵盖全市反避税调查审计及对南海东部海域海油公司进行税务审计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措施有效推进专业审计队伍的税收执法纪律建设。 （一）建立常态廉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