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通往君子之路.docxVIP

诚信——通往君子之路杨汝清（杭之）“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语见《中庸》），天道流行，真实无妄。但“天道远，人道迩”（语见《左传·昭公十八年》），人类往往很难做到以思诚之心去顺应天道。于是，自人类产生之初，诚信与诈伪便相伴而生了。并且随着人类的欲望不断膨胀，诚信不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大大小小的事件，由于始作俑者的贪念和他人的盲从，极有可能直接挑战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将已然花果飘零的君子之道碾压得越发支离破碎。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三聚氰胺”与“地沟油”事件。由于巨额利益的诱惑与驱使，有的人突破了做人的底线，有的监管部门放弃了职业的操守，将足以致人死命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摆上了我们的餐桌。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也包括所有参与者自己及其家人——都无可逃避地陷入生存的危机之中，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丧钟为我们每个人敲响。此情此景，正如孟子曾经的谆谆劝诫——“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语见《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之别，君子与小人之别就在于能够保有一身正气，以诚待人，这是修身立德须臾不可离的根本。在《论语》中孔子也曾喟然长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语见《论语·为政第二》）人如果没有了诚信，就像车辆没有了车辕上的輗和軏，寸步难行。孟子将其解为：“有诸己之谓信。”（语见《孟子·尽心下》）东汉许慎（叔重）在《说文解字·言部》中解为：“信，诚也。从人从言。”北宋的张载（横渠）解为：“志仁无恶之谓善，诚善于身之谓信。”南宋的朱熹（晦庵）解为：“以实之谓信。”（语见《四书章句集注》）对“信”的解释虽然言人人殊，但在对“信”的理解却是基本一致的——实现内心的诚实无欺。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才能通往君子之路。在《论语》中，孔子赞美自己的弟子子路“片言可以折狱”、“无宿诺”（语见《论语·颜渊第十二》）。子路在孔子弟子中以生性伉直而著称，他待人真诚，丝毫无伪，对于自己做出的承诺决不食言。由于子路真诚守信，不但得到老师的肯定，也得到了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因此当有人将纠纷诉诸子路时，只听一面之辞子路就可以准确断案，而且只要子路给出结论，并不需要陈述理由就能使两造折服。这种威望靠的是他的忠信明决，诚实无欺。就连子路之死，也深刻表现了他的这一性格特点——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记载，卫国出公在位时期，与其父蒉聩之间发生了王位争夺战。蒉聩与大夫孔悝密谋夺位，出公逃亡鲁国，蒉聩继位为庄公。子路当时是孔悝的邑宰，听说了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往首都希望阻止孔悝作乱。在城门外遇到了师弟子羔，子羔告诉他出公已出逃，城门已关闭，不必轻易涉险时，他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保全自己。但子路坚守自己的为人准则，“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进入都城拜见蒉聩请求他杀掉乱国的孔悝，蒉聩不听，并命人围攻子路，子路在临终前依然记得孔子对他的教诲——“君子死而冠不免。”从容不迫地系好被刺断的冠带，慷慨就义。在这个悲壮的故事里，子路无疑是体现了《礼记·曲礼上》中所言“临难毋苟免”的儒者精神，他的这种担当源于对道义的信守。在儒家的思想中，是否符合道义是衡量诚信的唯一标准。在《论语·学而第一》中就记载了有子说的一句话：“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在《孟子·离娄下》中也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在孟子看来，真正的有德之人一言一行并非先在心中预期一定要有信、有果，而是首先考虑言行是否合于义，合于义的言行也必然有信、有果。孔子也在回答子贡问如何才能称为士的问题时，明确指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语见《论语·子路第十三》）是浅陋固执的小人行为。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孔子周游列国，离开陈国经过蒲地时候，正巧赶上蒲地叛乱。蒲人阻止孔子到卫国。在孔子弟子公良孺以必死的勇气激战蒲人，蒲人害怕了，说：“如果你们不到卫国去，我们就放你们走。”孔子就与蒲人订立盟约，保证不到卫国去，于是蒲人就放他们出了东门。可是孔子还是去了卫国。子贡问：“已经订立的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说：“被强迫订立的盟约是不符合道义的，神不会管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为人处世原则，在人格大义上毫不含糊，生命和道义不可得兼时可以义无反顾地“舍生取义”，但在不合于义的情境下，绝不轻易放弃生命，也不执着拘泥、食古不化。就像尾生抱柱而死的愚信以及商鞅立木的伪信在儒家看来皆不可取。关于尾生的故事在《庄子·盗跖》和《史记·苏秦列传》中皆有记载。尾生与女子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