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对先秦道家农业思想的继承和创新.docVIP

　　《黄帝四经》对先秦道家农业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业的发展关系着每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无不对其予以高度重视，黄老学说也不例外。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二十八种，后来被命名为《黄帝四经》的四种帛书经考证，被认为是黄老学说的代表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生产思想。目前学术界对于先秦儒家、道家等哲学派别中所蕴含的农业思想已经有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黄老学派的研究却仍显不足。本文以《黄帝四经》中蕴含的农业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黄老学派对先秦道家农业思想的继承和革新情况，以期为我们国家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一、《黄帝四经》继承和发扬了先秦道家思想中的重农意识 　　道家思想虽然也提及农业，但却很少从正面深入地探讨农业的地位问题，更多时候，农业生产只是作为例证，用来阐明一定的哲学问题。如《道德经》第五十九章中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备;是以早备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王弼注曰:啬，农夫，农人之治田，务去其殊类，归于齐一夜。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绥百姓，莫过于此。[1]《(第五十九章》P155)老子认为，重视农业生产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这是老子重农思想的集中体现。但老子这里所提到的啬，又不单指农业生产，另外还有节俭的含义。张松如先生在《老子校读》一书中就说:老子把俭当作三宝之一，要俭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生活的范围，所以说俭故能广，如果舍其俭，只追求广，就必定陷入绝境:则必死矣。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在这里得出结论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啬者，亦俭也。[2](P331)老子认为，大到维持国家统治，小到维持个人生命的长久，都是由寡欲清心，去奢崇俭开始的，这才是所谓的长生久视之道。可见，在道家学说中，虽然有一定的重农意识，但这种意识在道家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却不大，也不是道家重点关心的问题。 　　先秦诸家思想中，最为重视农业基础地位和作用的应推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他指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3](卷一《农战第三》P20)态度鲜明地提出农业乃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唯有农业发达，人民生活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兴旺，在对外战争中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不重视农业生产，国家就会贫穷弱小，也就失去了与诸侯征战的资本。为达到促进农业生产的目的，商鞅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上的鼓励手段，以激发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同时，又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对懒散懈怠者予以严厉的惩罚。如商鞅提出:鎖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4](卷六十八《商君列传》P2230)即百姓中有努力务农者，则免除本人的徭役和赋税。如果有从事工商业或者怠惰者，则没入官府为奴婢。商鞅又灵活运用价格杠杆的作用，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减轻农业税等方式，增加农民的收益，利用丰厚的收益吸引更多的百姓回归农业生产。同时，商鞅又采取增加商业税收，抑制手工业品价格等方式，削弱经商的利益，从而达到限制百姓弃本从末的目的。比如对于生产中极为损耗粮食的产品，诸如酒类，课以重税，令其十倍于朴，即征收相当于酒类成本十倍的税收，以此来降低经营酒类的利益，最后迫使百姓放弃商业，回归土地中去。在商鞅看来，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3](卷一《农战第三》P23)国家有危难，读书人和商人都是靠不住的，唯有朴实善良的农夫人数多了，国家才能安定，这就是所谓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3](卷一《农战第三》P24)与法家重农思想类似，黄老思想也极为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经法道法》认为: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情，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鎞(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5]《(经法《》道法第一》P25)黄老学派不仅把农业生产看成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并且还将其看作与四季更替、昼夜变化、万物枯荣等天地间的固有规律等同的一种自然规律，指出男耕女工这种生产方式是顺应天道自然的生产模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任何人都不可违背。黄老学派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不仅远超对农业近乎漠视的道家，而且比重视农业的法家也前进了一大步。 　　道家、黄老与法家，虽然都对农业生产与战争的关系做过阐述，但三家学派的侧重点和结论却各不相同。 　　三家学派中，道家对战争是十分厌恶的。老子曾说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