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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课文相关资料 一、女儿追忆梁实秋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 亲生前的鼓励，是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 1.负笈赴美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恋爱；二是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二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2.好友闻一多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峻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二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了一生。 3.几位老友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冰心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但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4.洋派文人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平。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平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平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平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我们一家人又在广州团聚。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平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是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人死也不会分开的。 5.台湾生活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加班也要把落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是件苦事，因为它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我小时候并没有深刻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