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中国社会风险刑事政策选择.docVIP

应对中国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选择 　　一、程度特征：中国社会风险的面相 　　要应对风险，首先必须明确我国当前有哪些风险，风险的程度和特征如何。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在笔者看来，除由于科技进步直接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核泄漏等世界普遍面临的风险外，中国社会的风险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总体上风险较大，且比较集中 　　应该承认，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当今社会风险的规模、性质和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各国多为如何应对风险所困，整个世界都进人了“风险社会”。但是，较之其他工业国家，中国的社会风险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相当短。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不到1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200-3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各种社会问题难免会集中爆发出来。第二，多种类型的风险并存。与西方成熟的工业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经历或者解决了的老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或者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新时代又为我们提出了新问题。”{1}因而在中国既存在传统风险，又存在转型风险，还存在现代风险，或者说现代风险、后现代风险同时并存。第三，中国特有的风险较多。由于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都集中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与西方工业国家面临的风险相比，不仅中国存在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普通风险，而且还具有中国自身独特的重大风险，以至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风险社会，而且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当前对安全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秩序的认识与理解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所以，邓小平才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 　　(二)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两极社会的迹象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异常突出，以下几个方面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国际上最为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它表示一定比例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总额的比重，基尼系数越大，反映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3}第二，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相差悬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副所长经对隐形收入的分析研究后发现，城镇最高收入10%的居民和最低收入10%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31倍左右，而全国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4}第三，财富过分集中。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由于贫富分化严重，加之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问题等社会问题，导致中国主要社会群体(农民与工人)的地位有相对弱化的趋势，而精英群体之间有结盟的倾向，呈现出以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的弱势群体为主的两极社会的迹象。 　　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危害不仅在于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引发严重的社会风险，因为收入差距不合理地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底层人群的心理失衡，出现“仇富”现象，进而演变为对社会强烈不满。以群体性事件为例，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众、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近几年，群体性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的“石首事件”都是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有专家进而预言，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6}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的深层根源应该说与贫富分化、社会分层有直接关联。 　　(三)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有所下降 　　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理应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有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恪尽职守，无私心地积极履行职责。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说：“政府工作的困难在于它不仅必须干得很好，而且必须让公众相信它干得很好。换句话说，能力和表现都是必要的。”{7}然而近年来，由于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官僚主义、徇私枉法、贪污腐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恶劣影响，导致国家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