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盲秋菊到法精潘金莲.docx

【影评】周详：从法盲“秋菊”到法精“潘金莲”原创 2016-11-26 周详教授 法学学术前沿从法盲“秋菊”到法精“潘金莲”——《我不是潘金莲》电影评论周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目次一、 扯淡的“秋菊说法”二、 荒诞的“金莲效果”三、 真理的“上帝死了”一、扯淡的“秋菊说法”春江水暖鸭先知。文学家必须具有先知人一步的社会洞察力。后知后觉的人，做不了文学家，可以做一个放马后炮的法学家。文学是启蒙的先知，文学是法学的老师。1992年，张艺谋想事不同，拍了一部在法律上瞎扯蛋的《秋菊打官司》，在国外捧回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不仅仅成就了自己，也吸引并成就了一批围绕此片瞎扯淡的“法学家”，准确地说是成就了一批以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反法治思想启蒙，反法治普世价值、反法律移植与法治建构的“中国法社会家”。《秋菊打官司》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一个“民告官”的故事。村民万庆来与村长王善堂因为盖房问题发生争执，万庆来骂村长“断子绝孙”，意思村长“下半身”没鸟用，尽给别人家生养（四个）女儿，就是不能为自家生一个带蛋蛋的，好传宗接代。村长一气之下飞起一脚，踢中万庆来下半身，留下一点“淡淡”的忧伤。万庆来的老婆秋菊（巩俐饰演）这下不干了，非要找村长讨个说法——真诚地赔礼道歉。秋菊认为：作为公家人的村长打人是可以的，但就是不能朝男人蛋蛋那要命的地方踢。但村长就是不肯认这个错。秋菊就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固执地从乡里告到县里，从县里告到市里，公家人却一直没给秋菊一个满意的说法。在打官司期间，村长及时找人抬难产的秋菊进医院，救了母子俩的命。电影结局很意外：在秋菊儿子满月酒那天，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村长15天行政拘留，村长被公安局抓走。秋菊追到村外的公路边，听着远去的警笛声，满脸不解：我只是讨要个说法，怎么把好人村长给抓走了？用苏力先生的话说：秋菊的困惑在于，“她不懂得为什么法律是这样运作的”。“法社会学家”们，开始代表“秋菊”向中国法学界质问并讨要说法了：你们看，你们从西方复制引进来的法律制度、法律概念、法律观念，到中国这个特殊地盘，就不管用了吧，根本满足不了秋菊们的正常要求与合理说法，乃至于既没解决秋菊的问题，还搞出更多的问题来。于是顺理成章地得出他们一贯的主张：反对西方法治话语中所谓的普世价值真理，反而要认真对待中国人治，中国法学要讲“本土资源”法。他用诗一般美而模棱两可的语言，不断告诉学者与学子：或许根本不存在普世价值（大写的真理）这回事，或许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应该尊重中国人的独创性，中国人应该要有中国人的独特贡献。那么到底“什么是你的——中国的贡献？”，苏力先生自己的回答是：“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这是一个极端政治正确的话，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样，永远正确得令人无法反驳。话说得很美，比唱的还好听。从此以后，在中国就以苏力为旗手，影响、吸引并产生了一大批“中国法学派”或“中国法社会学派”。中国法学界突然涌现出一批极端崇拜并公开宣扬 “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治理念与文革思维模式的法学新秀与法社会学流派，并且蒸蒸日上、如日中天，抢占各大法学学科领域的要塞，也算是中国法学界一大奇葩现象。他们的基本思路几乎是：西方法治社会讲究什么，他们就以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心理、中国国情与中国人的需要而反对什么。他们的确有一个苏力先生身上集中表现出来的共性，正如周大伟教授在《苏力选择的风景——苏力新书<走不出的风景>读后》中所言：“苏力却对意识形态极度统一并高压化的社会环境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宽容，他很少对1949年以来种种荒唐可笑的政治运动以及理念表达出必要的批判乃至反思，对来自制度本身的缺陷也甚少提出深刻追问。相反，他的思维走向里常常折射出对毛泽东式治国理念及其思维方式的推崇。”当苏力先生在其标志性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绞尽脑汁从《秋菊打官司》电影分析中得出一般结论：“秋菊的迷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制度供给的问题，（西方法治）制度供给的不适用，产品的不对路……。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从此，“秋菊说法”大概也就成为以苏力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法社会学”的学术标签。他这些诱人动听的话说了很多年了，也有一大批“中国法社会学家”围绕着他，似乎努力在调查并研究着什么，专著与文章一列列的出版，用不同的话语方式，重复着“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这句美丽的结论。只是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他们拿出来一个实实在在令世界瞩目并渴慕学习的“中国本土资源”法。看了他们作品，总不懂“本土资源”在法律上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仅仅苏力先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