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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并试图超越 ——《财经》实习记录兰启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9级本科生）在来《财经》实习之前，心里颇有些不安，如同有人所言，第一份实习应该去日报这样进行快速新闻报道的地方，而两周出版一次的《财经》追求深度与准确性，40天的实习时间，仅够走马观花而已。当我结束实习回望这段时光时，不免庆幸：第一份实习，最重要的不是学会如何进行采访或如何培养人脉资源，而是让仅仅接受过学院训练的大脑经受真正新闻专业主义的洗礼，并建构起关于复杂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态度比技术可贵，认知决定操作，在真正踏上新闻之路之前，明白中国当前新闻业与社会互动之关联，知晓独特现实下新闻人如何精进努力并葆有谦卑之心，这些收获对于未来的道路才真正难能可贵。《财经》副主编罗昌平，在被评为2011年青年领袖后的受访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个时代太急功近利了，这个行业太急躁无常了，专业化程度远远不够。在不少同行看来，新闻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领域，但如果不做，我们生存的环境、面对的系统将会更没前途。改变不仅需要围观，还需要表达和参与。所以我会尽力坚持，并影响更年轻的一批人坚持。新闻业不是常人眼中最好的职业，但需要有人去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作为时代的观察者，新闻人最重要的职责是专业而冷静地记录，冷嘲热讽容易，成天批判也容易，难得是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试图接近真相并给予公众以交代，此之谓“大记者”。在《财经》的这段时间里，我有幸遇到了这样的记者。实习报到前夜，几乎睡不着，因为《财经》太过声名赫赫以致让我紧张：《银广厦陷阱》、《基金黑幕》、《谁的鲁能》、《覆舟曲》、《三问央视大火》……这一些报道让《财经》奠定了在新闻业中的地位。作为一家媒体，《财经》的风格非常突出，文字冷静克制，记录中立客观，尽管可能会因此让报道失去一些阅读快感，但无疑最能让读者真正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历史渊源。之后在实习中，和曾经报道过安元鼎的记者谭翊飞聊天时，谈到媒体风格的差异，我说：“财经和南方周末的报道放在一起，去掉记者姓名，仍然也能一眼辨别出哪篇报道是哪家媒体的。”媒体人蒋志高近日发了一条微博，如此写道：“问过不少高管，看什么媒体，几乎异口同声：《财经》和《哈佛商业评论》。仔细思考，前者告诉他们：哦，这事挺复杂，原来是这么回事。后者是：原来可以这么干，未来要那么干，不要问你写了什么，问读者从你这里得到什么。”这让我想起《财经》前主编王烁在形容财经基本立场时的一段话：“批判精神，自由主义，承认、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但总是追求超越。”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终身教授、前《纽约时报》知名记者塞缪尔·G·弗里德曼说过一段与上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最有价值的是要有想象力、精神和勇气来充分探索事物的复杂性。要把成见搁置一旁，要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要相信还有另一种角度。重点在于要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准备面对严酷的现实；要敢于打破常规，寻找隐藏的事物。当然，这种开放的思维是很难把握的。在深层意义上，我们从未把握过。因为它与我们的许多本能冲动相反，它要求日复一日的实践和志同道合的人对它的不懈追求。”这段话是弗里德曼在《致年轻记者》中对初入新闻业的年轻人的告诫，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中国新闻业者用以自省，在当下中国，媒体容易屈服于权力资本，也更容易被滔滔民意左右。如何保持中立，去试图展现新闻事件的复杂性，是一件尤为艰难的事情。汪丁丁在《财经》10周年纪念刊后面写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运用独立判断能力，忠实记录，一以贯之。不管新闻行业变迁如何发生，能把这个态度与做法一直坚持，一份媒体就永远有生命力。和日报周报等媒体的设置不同，《财经》分为经济、金融、市场与法治、公共政策、环境科技等几个组，每个组在杂志中拥有较为固定的版面。此次我在市场与法治组实习，该组的主管编辑丁补之曾经有过《杀人者伍勇档案》《瓮安溯源》等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报道，丁老师外表比其他老师看起来严肃，但实际人很和善，而其专业、认真的态度让我明白财经严谨的报道作风是如何形成的。7月26日，我去参加了北海律师团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回来后，我如此记录当时发布会的情景：今天参加了北海律师团新闻发布会，开始后就被断电，门外始终有不明身份的人游荡，期间有人进来骚扰，而在里面，陈光武和武雷律师在黑暗中讲述自己在北海被围攻的经历。三届人大代表，女律师迟夙田讲到自己的北海见闻，声音已经哽咽，几乎哭出声来，她在回顾中国的律师群体发展历程之后，觉得此刻的情景“让人怀疑50年代对律师一锅端的时代正在到来”，“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沉默“。会议结束后，一个律师问门外窥视的一位中年妇女：你是公安厅的吧？ 那妇女连连否认，她看起来温和慈祥，未必不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但作为某个体制的一份子，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作恶。回到杂志社，丁老师让我写一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