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简介.docVI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Jameson, Fredric 1934—），1934年4月14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195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6年至1960年先后在耶鲁大学获文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他曾留学法德，博采众长，吸收了法德哲学的丰厚营养。被称为“可能是当代用英语写作的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现任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作为当前美国公认最重要的左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之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建构一种全新的文学、文化阐释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现代主义，各种不同的理论与观点被他整合到自己的理论系统中，通过有选择的批判性吸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阐释体系。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与坚持，使他的理论超脱了一般的文学、文化阐释学而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文化理论，成为20世纪末以来颇具影响的“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60到70年代，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盛行，各种传统的哲学概念纷纷受到质疑。在“去中心”、“碎片化”、“差异化”等概念的包围下，阐释学也面临着严厉的挑战，一股反阐释的潮流盛行开来。面对恶劣的理论环境，詹姆逊迎难而上，在论述了阐释的必要性与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元批评”理论，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渴望与倾慕，并认为要达到一种辩证的批评，就必须回到阐释对象的社会历史环境，在对象与环境的具体现实性关系中挖掘它的深层含意。詹姆逊的辩证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卢卡奇为鼻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以说，从谱系学上来讲，他的辩证法是黑格尔式的。在详细地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后，詹姆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自己意图建构的“新阐释学”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运动发展的逻辑、历史主义的视域和总体性的原则。可以说，在这三个角度中，总体性对于詹姆逊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概念的批判性吸收，詹姆逊将总体性视为辩证批判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不仅指导了其阐释体系的构建，还贯穿他的理论实践的全过程。发展着的逻辑，历史主义的视域加上总体性的原则，基本确立了詹姆逊所要建构的新阐释学的理论原则，可以说，“元批评”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理论萌芽，它预设了詹氏阐释学的理论性格与志趣，其目的就在于在反解释、解构主义流行的理论境遇中恢复一种对总体的渴望，对宏大景观的追求。当然，这种对总体性的过分迷恋也造成了詹姆逊理论的内在冲突，为自己招来了众多的非议与指责。 对詹姆逊来说，历史是辩证法得以实现的最终场所，那里也是实现阐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最佳场所，在分析了文物研究的、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和尼采主义的四种历史观之后，他认为，它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历史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两难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弥补上述四种历史观的缺陷，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作“绝对的历史主义”。之所以马克思主义有如此功效，是因为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里包含了“令人满意的逻辑概念”：“生产方式”。通过借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模式，他将“生产方式”看作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中的差异性综合体，从而为他的阐释学找到了总体性的历史化分析模式，“生产方式”也因此成为了詹姆逊阐释理论和实践的“主导符码”，在其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分期和资本主义文化形态划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詹姆逊阐释学的对象——各种文本来说，政治的视域是它们的终极视域，也是其阐释学的核心领域。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即将文本看作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在文本想说而又未言说的缝隙中，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文本的背后蕴藏着其所属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而阐释的任务就是意识形态祛魅。至此，文本“最后的意义”被揭示，阐释的中心任务被阐明，我们来到了詹式阐释学的核心。至于具体的阐释模式，詹姆逊是通过对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反驳开始的，通过对中世纪神学阐释模式和弗莱原型阐释模式的总结改造，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对于一个阐释对象，可以从不同层次的三个视域来揭示文本所隐含的不同意义，它们是：政治的视域，文本被读作一种象征行为，是对社会现实的象征性构建；社会的视域：文本被重写为对抗着的阶级话语，个别文化文本依据阶级归属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表达；历史的视域：文本依据历史中生产方式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而得以分析，文本被视为诸多对立的或矛盾的生产方式非共时性地共存场所，是预示历史之可能性的“革命时刻”。这样，在辩证思维的方法指引下，有了总体性的历史视域，“生产方式”的主导符码、政治无意识的理论核心和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詹姆逊终于建构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框架。当然，他的总体性的历史观并未真正地克服上述四种历史观的缺陷，对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