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意义的时空结构.docVIP

　　论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意义的时空结构 论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意义的时空结构 导读：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意义的时空结构 摘要：建立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ERE）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系列ERE耦合作用模型，系统揭示武汉城市圈ERE复合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规律：①时间演化上，ERE复合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波动变化明显。耦合度发展曲线为S型，呈动态螺旋上升趋势；协调度呈剧烈波动变化态势；协调发展度增长迅猛，整体呈直线上升态势；整个ERE复合系统内部或要素之间不断交互作用，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熵流交换，呈现一开放的、渐变与突变、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交织演替的递嬗过程，发展函数上表现为一动态的螺旋上升曲线，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②空间分异上，ERE系统耦合度呈“串形”等级规模结构，空间集聚性明显，形成两大空间板块；协调度呈“纺锤形”等级规模分布，空间呈一定弱集聚效应和相关作用，形成两个高值区、多个中值区和两个低值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空间分异明显，等级规模结构失衡呈“纺锤形”、“串字形”等不均衡态势。③区域类型上，耦合作用强度和协调程度空间不对称，形成磨合良好协调、磨合濒临失调、拮抗优质协调、拮抗良好协调、拮抗中级协调、拮抗初级协调、拮抗勉强协调七大区域类型。 　　关键词：耦合作用；时空结构；ERE复合系统；武汉城市圈 　　 A 1002-2104（2014）05-0145-08 　　经济-资源-环境（EconomyResourceEnvironment System， 简称ERE）发展是当今世界人地关系的焦点理由，其耦合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应耦合协调机理研究受到学术界（地理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经济学等）和决策界的广泛关注[1]。 　　国外学者对于ERE系统耦合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从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2]，到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成果不断涌现，形成理论与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①研究策略上，大量计量模型涌现，如基于生态经济学角度的通用平衡模型、环境经济决策与多目标规划模型、区域计划多方案模拟模型[3-5]，基于资源经济学角度的环境-资源-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EA）[6-7]。②研究内容上，从全球-区域的宏观领域到城市内部的微观领域，集中于不同区域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生态环境效应辨识，以城市-区域尺度研究为主。从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角度，美国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8]。从经济-资源相互作用角度，美国生态学家 Bro.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 Ulgiati S.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9]。从经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角度，Slesser M.系统研究了区域资源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10]。 　　国内学者于2 3 4 5 6 7 8 9 论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意义的时空结构 导读：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意义的时空结构ERE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区域PRED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协调发展的理论阐述和定量实证两方面。理论研究上，方创琳等揭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运用耗散结构与生态需要理论，建立二者耦合协调的基本定律。马世俊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论，揭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实证研究上，主要包括 0世纪70年代开始了ERE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区域PRED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协调发展的理论阐述和定量实证两方面。理论研究上，方创琳等揭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运用耗散结构与生态需要理论，建立二者耦合协调的基本定律[11]。马世俊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论，揭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12]。实证研究上，主要包括国家或省区等大尺度[13]，集中于资源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14]和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的东部沿海地区[15]，以及单个城市等小尺度[16]，主要关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升级与续接，对于城镇群体中尺度空间的研究力度相对薄弱[17-18]。 　　当前，国内外研究空间尺度多集中于“广域”（国家或省区）和“城域”（城市内部）范围，对于都市圈（群）的实证研究有待加强，研究对象多探讨社会经济与资源、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耦合作用关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耦合作用研究不多见。基于此，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建立ERE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相互作用模型，定量分析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以期为中国“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