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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据排除法则之放射效力 　　德国刑事法学者骆克信(Roxin)在其著《刑事诉讼法》中开宗明义：“刑罚是国家对国民自由的侵害方式中最为严峻的一项，也因此其被视为最受争议的一项;该项刑罚之执行亦正意味着，为了大众之安全利益而完全地忽视了犯罪行为人之自由利益。也正因为此，使得团体与个人之利益绝无仅见地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重大的冲突。”[1]如果可以如骆克信所论，将刑事诉讼法看作是“宪法的测震仪”。那么，对于试图在国家权力、个体法益以及公众安全之间寻求平衡点的证据排除法则而言，其最能反映该测震仪的震级强度，因为对个体权利以及公共秩序的尊重是证据排除法则建立的基石。翻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的美国宪政史，联邦最高法院在证据排除规则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式的勇气与自信为美国刑事证据法注入了新的活力。[2]大法官们在无数判例中投笔著文来表达他们所深信的“宪政精义”，将曾“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刑事被告人从历史中重新拉了回来，宣告与赋予了刑事被告一系列宪法性权利。大法官们在证据法判例中的“妙笔”给了我国法律学人新的学术兴奋点，通过建立证据排除法则来规范侦查行为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流行进路之一。但是，我们对美国与德国的有关证据排除法则也许有所误读，这种误读表现为将具有丰富内涵的证据排除法则等同于非法证据排除，而且对于德美之间在证据排除规则上的差别以及德国证据禁止(Bewei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