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效用选择和中国城市化悖论.docVIP

农民工效用选择和中国城市化悖论 　　摘 要：中国城市化率52. 6%的统计数据中，有两亿农民工被统计在内，但他们却并未在城市定居，因此被学界质疑为伪城市化。农民工未定居城市的原因也常被学界归咎于户籍等制度因素。本文从微观经济学出发，通过对城市和农村的物价和效用比较，发现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农民工相对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持续降低，二是城市物价上涨源于房价攀升。结论是当前的城市化政策（土地财政和金融支持的房地产开发）才是农民工选择定居农村的真正原因；城市化目标与结果自相矛盾（悖论）。从而提出城市化建设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伪城市化； 农民工； 效用选择； 工人村 中图分类号：F29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城市是增长的引擎，它是创新和复杂技术孵化之地。研究表明发生在城市环境下的“知识积累”——即人力资本的普遍增长——将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从世界范围看，在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转向较高收入水平的进程中，城市化是快速的收入增长和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因素。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1]曾指出：“由于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现象”。201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在两会期间再次强调，“中国城镇化现状是，大量在城市有工作的农民工，却没有在城市安家”[2]。“中国有2. 6亿农民工……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如果挤掉水分的话，中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城市化主要还是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变”[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4]也承认：99. 2%的农民工没有定居城市。 一、中国农民工家庭的实际选择 2009年以前，主流观点认为是中国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安家，农村户口使其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遇到障碍。然而，叶鹏飞[5]的2 017份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不想定居城市的市场因素（收入水平比较低、工作不稳定和生活环境差）占53%；制度性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只有4. 2%。可见，户籍制度的影响甚微。 张丛和宋林[6]与周建国[7]等500多位学者，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其中又有部分学者沿着托达罗的思路，认为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是名义收入不足。盛来运认为“农民工城市化的难点是住房”[4]，这实际上也是认为农民工的名义收入不足。 当然，如果农民工工资提高的速度大大超过其在城市里自己使用商品的物价上涨速度，也能解决问题。但这只是一种幻觉，现实中的工资提高就是物价的成本推进：工资立即翻一倍，农民的货币收入暂时提高了，但所有的劳动密集企业全部倒闭，结果只能是全体返乡。即使是略微超过物价增长速度，在中国也是一个极大的技术困难，只能在短期（1—2年）内实现，在长期统计中（例如10年）被湮灭的一干二净！ 但蔡禾和王进[8]对只考虑收入（而不考虑价格）影响的新古典方法提出异议，他们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3 970份调查样本得出结论：“月工资收入虽然仍然存在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完全不同，即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反而越不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所在城市”。 为什么收入提高反倒愿意返乡？2013年2月27日，中央电视2台经济半小时节目采访打工女吴培丽（音），她坚持3 500元的月工资，宁肯等待机会也不降低标准。她对记者“为什么”的回答是，在短期（2—3年）内多赚些钱，以后回乡做生意，不再进城打工。 更有说服力的是统计资料。Golley和Meng[9]2011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依据《中国—印尼城乡流动人口调查项目》（该项目2008年调查了14个特定城市中的5 000个农民工家庭和这14个城市所在的8个省外加河北省的8 000户农村家庭）得出结论：女性农民工流动比率（进城打工女青年占全部同年龄女性的比例）的顶峰仅有21岁，男性也只有24岁。女性从21—26岁流动比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到35岁，仅有20%在城里打工，80%不再进城。男性此年龄上维持33%的流动比率。 中国农村女性结婚年龄绝大部分在21—24岁之间[10]。大多数女工，在结婚或有孩子之后不再进城。 如果你去过劳动密集的工厂，你就会看到生产线上的女工都是年龄小于21岁的青年，超过21岁就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超过26岁，需要相当高的技术，那些技术是绝大多数女青年望尘莫及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11]公布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平均停留时间为 5. 3 年。所有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所期望的“家”不在城市。农民工将“进城经商务工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7]；“打工攒钱回家生活”[12]，是中国农民工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