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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供给变动对企业劳动关系双重影响和对策 　　[摘 要]近年来农民工供给呈现出供给数量趋紧、供给质量提高缓慢、供给主体代际更替、供给的区域结构分散化等特征，引发农民工与资方的博弈能力有限提升、博弈目标提高、博弈行为短期化和激烈化，给以农民工为用工主体的企业劳动关系带来双重影响。从积极影响看，倒逼企业加快产业升级、优化劳动关系，也为政府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创造了激励相容的条件。从消极影响看，劳动争议的数量、规模和处理难度增加，部分农民工可能因不适应产业升级要求而就业困难。面对农民工供给变动给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带来的契机和挑战，政府需要在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供给、加大农民工公共服务供给、加大企业劳动关系调整的制度供给和严格劳动执法等方面协同努力。 [关键词]农民工；供给变动；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24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8-0037-05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劳资双方既有共同利益目标，又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和策略选择，构成合作与冲突交织的博弈关系。劳动力供求状况是决定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的基础性因素，对企业劳动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在供给数量、供给质量、供给主体、供给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学术界广泛讨论了这些变化对我国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但对农民工供给变动影响企业劳动关系的机理与对策的研究还不系统、不深入。本文试分析近年来农民工供给动态变化的特点及其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双重影响与作用机理，探讨基于农民工供给变动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路径。 一、农民工供给的动态变化 （一）供给数量趋紧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和高等教育的连续扩招，我国初中和高中毕业后进城务工的农村新增劳动力供给下降。2004年起，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许多企业难以雇佣到足够满足生产需求的技工和普工。除了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农民工就业需求急剧下降外，民工荒现象一直持续至今，而且向中西部地区蔓延。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总量一直在增长，2012年达到26261万，但农民工需求增长速度也很快，相对我国经济发展对农民工数量的巨大需求来说，2009年下半年以来农民工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工供给数量一直相对趋紧。受城市物价和房租较高、农民工难以分享城市公共服务、老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和国家惠农政策力度加大等因素影响，现行企业用工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下农村可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已十分有限，农村人口空心化、土地撂荒、农业生产中雇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抗灾救灾缺人力等现象日益凸显。2010年以来，笔者多次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调研，调研结果是：玩具厂、鞋厂、服装厂、皮具厂、电子厂等企业的用工需求是普遍较高，缺工现象趋于常态化。在四川成都、山西晋城等地，甚至出现了政府给下属单位下发硬性招工任务及政府专门设立招工“介绍补贴”的现象。 （二）供给质量提高缓慢 受农民工流动性较高、地方政府相互推诿农民工培训职责等因素影响，许多企业不敢把钱花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上，而农民工输出地区政府“重输出轻培训”、农民工输入地区政府“重使用轻培训”，这导致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总体较低，职业技能水平不高，人力资本水平提高速度比较缓慢。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3%，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13.3%，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5.6%，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9.2%。”[1] （三）供给主体代际更替 “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7.3岁”[2]，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表现在年龄和成长经历上，而且表现在个人发展规划、职业发展期望、工作耐受力、权利意识和生活参照对象等方面。受改革开放前农村吃苦挨饿的贫困生活和集体记忆等因素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不怕辛苦、有工就打，只要能挣钱，形成农工两栖和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生活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则普遍缺少务农经验，受教育程度更高而养家压力变小，就业偏好发生变化，不再农工两栖而是单纯从事二三产业，其主要愿望已不是挣钱回家，而是通过提升技能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他们看不上低收入、少自由的低端重复劳动，不安于做苦脏累、少发展的较差工作，权利、民主、平等和团结意识增强，发展定位和对生活满意度的参照群体主要是务工地市民，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