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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喜剧电影中狂欢化问题 　　谈及周星驰电影，很多人不免产生如下刻板印象：“令人恶心的镜头比比皆是，粗俗，缺乏应有的美感”。（符志刚：《拙劣的“杂烩”——观有感》，载《电影评介》1994年3期）细数周星驰近五十部作品，这种镜头不可谓不多——在《百变星君》中，其下体变成了可以浇灌花园的莲蓬头；在《大话西游》中，至尊宝向春十三娘炫耀其体毛丰盛；在《千王之王2000》中，黄狮虎骗梁宽吃大便；而由李健仁扮演的如花这一丑妇形象则几乎成为香港喜剧电影中的经典影像。所有这些，如果秉持狭隘的道德标准将之与精英文学画廊中的”高大全”式的人物群像等量齐观，自然不难得出上述结论。但问题是，精英文学中此类形象更是层出不穷，非但不遭人诟病，相反还被奉为文学经典。比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等。由此可见，粗俗抑或经典，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突破传统道德评价的藩篱，抛开成见“读入文本”，洞悉文本的内在肌理。 对于各类文化的“下半身”主题，俄国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尽管有学人仍对此存有异议（参见吴承笃：《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启示》，载《东疆学刊》2006年1期），但更多的学者基于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大都认可于该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阐释的有效性。（孙长军：《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载《江汉论坛》2001年5期） 巴赫金在其论著《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拉伯雷研究·巴赫金文集》，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实现了对拉伯雷的价值重估和对戏谑文化的发掘。在巴赫金看来，戏谑文化其规模和意义在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巨大的，它构成了对教会文化和官方文化的反抗。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狂欢节——在狂欢节上，一切等级关系皆被取消，现实生活与乌托邦理想相交织。而这种等级关系的暂时取消便造成了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狂欢节模态——坦率、自由、否定交往双方任何的距离、摆脱日常礼仪规范的束缚等等。这也就导致了狂欢节上独特情景的出现——国王变成了小丑——人们一开始把由全民选出来的小丑打扮成国王，在他的统治期过后，人们又给他换装，还原成小丑模样，这样他就会受到全民的嘲弄、辱骂和殴打。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小丑的加冕和对皇帝的脱冕。而这种加冕和脱冕在周星驰电影中同样是结伴而行的。 以脱冕为例。在周星驰电影中，存在着如下几种脱冕的类型。一是对才子形象的脱冕。在《唐伯虎点秋香》中，书画双绝、风流倜傥的才子唐寅被剥离了传统文学作品中风致儒雅、满腹经纶、眉清目秀的翩翩君子形象，而代之以一个喜欢《玉蒲团》、纵情声色、玩世不恭、举止轻浮的文痞形象。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纨绔子弟苏察哈尔灿不学无术，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为了一位青楼女子却愿意洗心革面去考武状元。这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才子佳人模式。二是对清官形象的脱冕。在《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自称要重整包家声誉的包龙星却是一个见利忘义、不学无术、贪赃枉法之徒，甚至为了一两银子也要颠倒黑白、屈打成招。在《审死官》中，自称清如水、廉如镜的八府巡案在断案时也是刚愎自用、漏洞百出。三是对英雄形象的脱冕。在《大话西游》中，转世为人的齐天大圣落草为寇，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无赖成性的斧头帮帮主。《国产凌凌漆》中，侠肝义胆的特工竟成了一个狎妓不付嫖资，穿着邋遢的猪肉贩子。四是对神圣形象的脱冕。在《大话西游》中，吴承恩《西游记》中爬山涉水、舍生忘死、求取真经的唐僧竟变成了一个道德败坏、语言啰嗦、表情猥琐的和尚。而慈悲为怀的观世音菩萨却因为唐僧的啰嗦竟然也起了杀生恶念。 较之于脱冕，加冕则是指为那些反面角色张目，使之富于许多正面角色的特征。比如在《大话西游》中，原作中狡猾狠毒、离间唐僧师徒的白骨精竟成了一个用情专一、为了爱情不惜牺牲一切的痴情女子形象。在《功夫》中，穷困潦倒、立志要做一名坏人的阿星后来竟成了打败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的英雄人物。 这种“脱冕”与”加冕”极大地模糊了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界限，对原作中角色的类型化和情节的模式化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正如狂欢节后生活仍要恢复常态一样，“脱冕”与“加冕”作为一种解构手段，其目的也并非仅仅只是狂欢化的颠覆，而是一种戏谑后的重生。在《大话西游》中，悟空最终还是选择了伴随唐僧去西天取经，而唐僧也话语简洁，显露出一代高僧的本来面目；在《功夫》中，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包龙星也终于替戚秦氏伸冤雪耻，斩决凶手常威，从而为包家重立名节。 其次，在周星驰电影中，语言的狂欢化现象也是非常突出的，有些语言甚至带有先锋性和试验性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