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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制度变迁 　　【摘要】本文运用灰色邓氏关联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广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宏观制度变迁。结果表明，三十多年的体制改革与创新，产权制度的变迁对广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所降低，继续加强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利益格局分配正在成为影响广州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两大制度因素。 【关键词】灰色关联分析 制度变迁 市场化改革 对外开放 一、引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而且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了各项改革事业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除了要归功于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外，卓有成效的宏观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也功不可没。而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最早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在国家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地缘、人缘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创新经济体制，激活经济发展机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广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51.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5%；全年来源于广州地区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300亿元，增长8.1%；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758.39亿元，增长10.1%；全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0.6%，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4%；全年商品进出口总额1171.31亿美元，增长0.8%。为了定量地分析广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宏观制度变迁情况，本文运用灰色邓氏关联分析法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投资市场化指数对广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大，两者的关联度为0.6802，市场化收入分配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次之，分别为0.6483和0.6436，而非国有化率的影响力则位居末席，为0.6428。 二、宏观制度变量的度量 美国经济学家诺尔斯曾指出，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追求制度创新的收益，通过改变现有的成本—收益结构，将潜在的收入流转变为现实的收入流，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他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对于广州的制度因素分析，宏观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方面。为了定量地剖析制度变迁与广州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本文参考金玉国（2001）的研究，分别选取不同的指标对其加以度量。 产权制度变迁反映工业领域的非国有化改革，用非国有化率（非国有化率=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总产值）；市场化改革程度用投资市场化指数表示，计算公式：投资市场化率=（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用市场化收入分配比重，计算公式：市场化收入分配比重=（当年GDP-财政收入）/当年GDP）；对外开放程度用外贸依存度表示，计算公式：进出口总额/当年GDP，其中，用各年的人民币平均汇率进行换算。2000～2011年广州市经济增长及制度变量值见表1。 表1 2000～2011年广州市经济增长及制度变量值 三、灰色邓氏关联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广州经济增长与各个制度变量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其中，投资市场化指数与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正向相关性，而市场化收入分配比重显示出递减趋势，非国有化率和外贸依存度则在波动中略有提升。可以看出，广州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制度变量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个变量的影响力程度，本文采用灰色系统分析中的邓氏关联度分析法，对考察广州经济发展的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四大制度变量的关联度进行了核算，关联度介于0～1之间，越靠近1表示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越大，反之亦然。一般情况下，若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大于0.6，便认为其关联性显著。表2的结果显示，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四大制度变量之间的关联度都大于0.6，说明它们之间的关联度显著，其中对广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大的是投资市场化指数，两者的关联度为0.6802，市场化收入分配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次之，分别为0.6483和0.6436，而反映产权制度变迁的非国有化率影响力则位居末席，为0.6428。 表2 2000～2011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四大制度变量的关联度 四、宏观制度变迁的影响力分析 （一）市场化改革 对广州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市场化改革，始于1978年，广州在全国率先放开水产价格、进行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对商品流通体制进行了改革，对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95年以后，广州市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在价格管理方面，除少数水、电、通讯等国家实行垄断价格以外，其余全部放开；多元化、商业化银行体制改革逐步推行，股份制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