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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情绪及其化解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摘要：民情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社会情绪的构成上，怨恨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众最为主要的社会情绪之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怨恨情绪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怨恨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在政治层面，政府构造及官员行为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经济层面，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日益突出；在社会层面，社会流动的相对停滞；在文化层面，意识形态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失语。要化解怨恨，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高官员的“官德”；提高制度的公正性；提供民众不满情绪宣泄的制度化渠道；培养宽容与妥协的精神；提升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广泛搜集民意。 　　关键词：社会怨恨；社会转型；政府构造；相对剥夺感；社会流动；意识形态解释力 　　中图分类号：D089；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070―07 　　 　　人民群众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他们对政府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如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情绪如何，将对这个国家的发展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民众的情绪是国家稳定与否的晴雨表。孟子所说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同某些目的相符的全邦公众的政治性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等等，都是这个道理。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也曾指出，按照对于一个国家民主制度贡献的等级划分，”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这句话可以看作对民情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经典表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来说，民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是自不待言的。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尽管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形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人们对政府官员、政府部门和政治制度也拥有积极的社会情绪，对它们赋予了积极性的评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社会情绪的构成上，怨恨却成为当下中国民众最为主要的社会情绪2--。这样一种情况分明不利于改革的有秩序、有步骤的推进，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弄清楚当前民众怨恨情绪的表现、成因，探讨化解民众怨恨情绪的对策，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中国社会怨恨情绪的表现及特征 　　 　　(一)当前中国社会怨恨情绪的表现 　　怨恨作为当下中国最为主要的社会情绪之一，主要表现为官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探讨怨恨的表现可以从怨恨的主体(民)和怨恨的客体[官(府)]两个角度加以区分。 　　1　从怨恨主体的角度看，可划分为如下表现形态： 　　(1)根据怨恨者的人数，可分为个体性的怨恨和群体性的怨恨。就个体性的怨恨而言，主要是作为个体的民众对官员或政府的不满，如2008年7月1日发生的“杨佳袭警案”、2010年6月1日发生的“朱军杀害法官案”、2010年11月11日发生的“洪洞县警察夫妇被杀案”以及2011年5月3日发生的“广西贺州地税分局长一家4口被杀案”等。就群体性的怨恨而言，主要是指某一群体或阶层对官员或政府的不满。这种怨恨可能是由个体性怨恨的传染和扩散而形成的，如贵州瓮安事件、四川邓玉娇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许多和事件本身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众被一种悲情所感染而介入其中，他们意欲通过参与事件，来表达自己平日里郁积起来的不满和怨恨情绪；这种怨恨也可能是群体性的利益受损而形成的，如甘肃陇南事件等。其实，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见图一)就反映了怨恨情绪的普遍存在。当然，这里的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处于弱势的群体，而不包括强势群体。即使强势群体有抱怨，有不满和焦虑，人们并不给予认同和附和，因为在心理学意义上，人们总是倾向于同情弱者，而强势群体的不满通常只会被认为是“矫情”。 　　(2)根据怨恨的表达方式是否伴有暴力，可分为暴力性的怨恨和非暴力性的怨恨。关于暴力性的怨恨，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就出现了极端的、体制外的怨恨表达方式；关于非暴力性的怨恨，如厦门PX事件的“集体散步”，就是以一种温和的、体制内的表达方式来呈现不满情绪的。 　　在一定意义上，怨恨的表达方式是否伴有暴力，常常和怨恨的程度、怨恨者受教育程度、怨恨者的年龄大小、怨恨者的身份以及怨恨表达的场域和氛围等存在一定的关联。 　　2　从怨恨客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三种表现形态： 　　(1)指向具体的政府官员个体的怨恨。这种怨恨的产生主要是由政府官员自身的行为所引起的，如损公肥私、横行霸道、贪赃枉法、任人唯亲等，这些非法的、不端的行为或直接或间接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