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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视野下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 　　【摘要】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本文集中讨论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表现、不可避免性、可接受性以及其与文化差异的关系。力求在比较文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背景下，把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深入到文化层面的一个切入点，揭示其独特的文化研究价值。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性；可接受性；文化差异 1.引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它的“文化转向”。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的模式，上升为一种文化的反思。在跨文化交流日益繁盛、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今世界，翻译充当着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沟通的枢纽。在表层语言转换的背后，是深层的文化理解、沟通与互动，因而翻译中文化研究的意义也日益受到重视。 曹顺庆（2010a）指出，翻译是文化交往中的常见现象，也是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径。他更指出，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纯语言学问题，两个语言文本背后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异质文化体系……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潜在对话（曹顺庆，2010a）。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中的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更是比较文学中一个具有独特研究价值的课题。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在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发生碰撞、改铸，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创造性叛逆反映了译者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创造性，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最初赋予作品的形式。创造性叛逆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异质文化的差异性。一方面，它是译者寻求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去理解和再现迥异于自身文化体系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时的一种必然选择。译者对原作的选择、改变和增删，既体现了译者对原作的兴趣和欣赏程度，也体现了译者对媒介作品的理解与评价（曹顺庆，2010b）。另一方面，它是翻译活动在主体文化环境规范和制约下的产物。在当前比较文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从研究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入手，不但可以为比较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理想的切入点，由此深入到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之层面，而且有助于我们寻找出中外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优化结合点和建设性的融合方式，避免“淮桔成枳” 式的移植可能引起的中外文化的劣化结合，从而促进中外文化更好地对话、沟通与交流，使我们自己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为丰富和强大的发展。通过从文化角度对文学翻译中叛逆现象的研究，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文学素质和取向、写作风格、文化身份及其翻译主张。而且，译文读者、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意识形态规范、以及翻译文学在接受文化中的地位也都对叛逆的发生起影响和制约作用，并在其中有所反映。翻译在叛逆中孕育了创造性。正是通过译本的创造性叛逆，原著的艺术生命才得以延续。正如庞德译《落叶哀蝉曲》所增加的“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一行，才使中国读者去了解原诗。而与“A wet leaf”意象相似的“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比喻眼前所闪现的脸，反映出诗人令人折服的想象力，使意象主义成为20世纪英美诗坛最重要的运动。叛逆作为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属性与现象，同翻译本身一样，既对接受文化中的文学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参与了接受文化系统本身的构建。 2.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从形式上看，翻译似乎只是一种原语与译语之间的代码转换。译者首先对原语的信息代码进行解码，然后用译语的形式进行重新编码。翻译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维和心理活动过程，它包括了对信息的接受、解读、加工、创制这样的复杂过程。郭沫若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当然，理想的翻译是既不要不及原文，也不要超过原文，所谓“过犹不及”，但这只是理想化的翻译标准，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这是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从本质上看，文学翻译只是一种阅读，是一种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素质、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的读者的解读”（夏仲翼，1998）。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然后才是译者。读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意味着译者首先是一个独立主体。文学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的作用才能完成。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读者中心论认为，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意味对文本的创造过程。作为接受主体，每一个读者都与文本构成一种独特的关系，即不同的读者会对文本产生不同的具体化，这就是王文斌（2001）所说的“文本本无定旨，旨随读者而生”、“文本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是具有不同知识结构、心理结构、个性气质、审美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