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抑郁症的面纱,同心互助的多家庭小组计划.PDFVIP

揭開抑鬱症的面紗，同心 互助的多家庭小组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 夏麗麗 博士 、馬麗莊教授 政府統計處 2014 年數字顯示，全港有近 15萬 人受情緒病困擾， 其中女性多於男性。根據 美國 《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的描述，抑鬱症患者往往經驗明顯且持續 （至少連續 兩個星 期或以上）的情緒困擾 （例如低落 、悲傷或空虛）， 對幾乎所有活動失去興趣且感覺疲憊、精力 不足，思考力或專注力減退，在社交上明顯退縮，日常生活功能受損 ，反覆想到死亡或不斷浮現 有關自殺的想法。此類身體不適和情緒困擾在中國社會往往被界定為“神經衰弱” 而非精神疾病 。 近年大家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在提升，但大眾對抑鬱症的印象多源於時常見報的自殺慘劇 ，也直至 發現自我傷害行為 （例如割 手、試圖自殺）才對自己或身邊人的抑鬱狀況產生警覺。 一向以來對抑鬱症的認識多從個人生理和心理層面出發， 指出抑鬱症作為 一種精神疾患所賴發生 的身心 機制 （即個人在面對壓力事件或 身體變化時體內產生過量的壓力荷爾蒙，破壞腦內化學物 質平衡，從而 擾亂他們腦部掌管情緒、行為動機、記憶、睡眠及食慾的部位） ，並基於此提供藥 物治療和心裡治療。藥物治療主要是通過調理腦內化學物質而使身心正常運作， 而心裡治療則著 重矯正 非理性思維和負面想法來調整患者的情緒和行為。 抑鬱症的社會文化因素 人是群居的動物，既有生物屬性更具社會屬性。所以，在理解抑鬱症的原因和思考治療方法時， 不單要從個人的生理和心裡層面出發，更要理解 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患者 的成長背景 、過去的創傷經驗、現在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婚姻家庭狀況、子女發展階段和特點 等等。它們相互作用，形塑個人對自己的認知以及與他人的互動方式。對於抑鬱患者而言，他們 往往在這多重互動中累積負面經驗和 對自己的負面評價，而這又進一步 維持或加劇抑鬱狀況。 在我们的臨床經驗中，抑鬱症患者中單親父母或者新來港 婦女居多 。他們由於需要照顧子女和家 庭或普遍受教育水平較低，很難在競爭激烈的香港社會找到一份收入可觀、受人尊敬的工作。尤 其是新來港婦女，隻身來港後 人生地不熟，在語言和文化上都障礙重重，影響日常生活。如若配 偶和其他家人不能理解她的處境，患者亦容易被責備和自責。若再遭遇婚姻不幸或子女有特殊 學 習 需要 ，她們很容易變得抑鬱 。 小田的故事 ：與香港社會的磨合痛楚 小田 （化名）老家廣西 ，10 年前在深圳打工時結識丈夫並結婚。婚後辭掉工作，搬到香港 與丈夫 及公婆同住 一個狹小的公屋單位。她在女兒出生後 經歷產後抑鬱，到三年後兒子出生時，這抑鬱 狀況進一步加深且伴隨焦慮，一直持續。對小田來講，來港後的生活與她的預期有很大落差。農 村長大的她習慣雖然不優越但寬敞的住屋，香港擁擠的家居環境讓家庭摩擦更易發生，如生活習 慣上的差異常引發與公婆的矛盾。隻身在港，没有朋友可傾訴 ；初來時因不會說廣東話她也 不敢 主動與社區中其他人交談，在養育兒女過程中遇到困難常覺求助無門。作為全職主婦，小田內心 裏 希望丈夫分擔照顧子女和家務責任，但又認為丈夫賺錢養家已實屬不易不應再拿家務事煩他 。 1 她常因為教養子女 方面的 挫敗而深深自責 ，而這種挫敗又因她的成長背景與香港現實的不配合而 時常發生 。例如，她因教女兒默書把繁體字寫成簡體導致女兒挨老師罵，她亦因此被女兒投訴 “乜都唔識”；兒子被診斷為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 症和言語發展遲緩 ，她常 收到老師關於兒子 行為問題的投訴，這令小田自責和自貶“不會教兒子 ” 。這種自卑令她迴避 與老師的接觸和溝通， 而這迴避又讓人誤會她對孩子疏忽管教。兒子 需要密集的言語治療，但從診斷到接受服務經歷 了 一個漫長的等後期，很長一段時間都找不到適切的支援服務 。並且，她認為自己帶口音的廣東話 也連累了兒子的語言學習 。深深的自責、無助感、焦慮常常把她拉入抑鬱的深淵，她曾多次服藥 過量、試圖自殺。 沒有人是一個孤島。我們的情緒總是與周遭緊密相連、相互影響，尤其是家人之間。當家中有 成 員有精神疾患時，家庭生活的正常運行很容易被打亂轉而以此疾患相關的管理與應對為中心，諸 多家庭問題由此 產生。在小田的例子中，兩個孩子非常受母親情緒的影響。每當母親情緒低落， 兩個孩子都非常擔心，認為是自己不 乖令母親生病。兒子的發展障礙和特殊需要令小田看不到他 的優點，總以管教和斥責的方式對待，令他更缺自信；而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