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这个时代当务之急.docVIP

哲学是这个时代当务之急 　　是时候“停下来动动脑子”了 商周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纷繁复杂，变化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新课题需要去研究，而您为什么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哲学？ 吴晓明：近100年，我们向外部世界学的东西非常多，但是思考的东西很少。我们常常以为把西方的思想拿来用，就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但是现在发现，恐怕不行。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西方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近，英国首相来中国，说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快了好几倍，不管这话有没有恭维的成分，但是至少说明，我们在发展速度上，是十分领先的。 但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我们没有提出自己的思考来回答时代的问题。最近一次我遇到张军教授，我问他：“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得几个诺贝尔奖合适？”张军笑而不语，我说：“得3-5个不算多吧？但是我们一个都没得到。”如果是“诺贝尔经济奖”，那么中国无疑是最应该获奖的，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恐怕就缺乏这方面的理论和思想了。 商周刊：那么，这种理论和思想的缺乏，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吴晓明：不仅是经济上，当前在政治上、法制上，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思想困境。 以法制为例，现在很多人一谈法制，就认为要“法治”，不要“德治”，法治和德治是对立的，要建设法制社会，就不需要道德。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面就论述过抽象法、道德法、伦理法，实际上抽象法是最低层次的法，一个好的立法，必须要首先了解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 比如现在比较突出的医患矛盾问题，有些专家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一个医生配一个保镖，医院加强安保措施等，诸如此类的办法，完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以说，现在社会科学整体状况水平非常低，这个低不是在于学的东西少，而是在于完全没有脑子，学来的东西不会思考，不会批判。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学习，发展到现在的阶段，现在是时候我们停下来动动脑子，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哲学并不遥远 商周刊：尽管如此，有很多人还是认为哲学只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是象牙塔里的“精致古董”，没有什么用处，时代需要哲学，那么哲学应该怎样去贴近时代呢？ 吴晓明：象牙塔里的学问总是要有人做的，这种纯学术研究也有其价值，不能摒弃。而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在于一个时代产生什么需要，哲学就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一个民族理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民族对理论的需要程度。 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当时在我国出现了很多次哲学方面的论战，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反封建，提倡民主和科学，其论题都是当时时代最紧迫的问题。 从当时引进“赛先生”，到今天“科学”逐渐成了中国人追求的理念。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一词的含义是真理、正确的、对的。而在西方人看来，“科学”是与“人文”相对的自然科学。所以，现在我们的“科学发展观”，这个词翻译到国外，外国人听不懂，也理解不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它必须要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才能为时代所接受。 商周刊：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提出了什么问题？ 吴晓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其变局可能是数千年未遇的变局。在二十世纪初，也有思想家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现在的变局，可能比那个时候还要巨大。 举个例子来说，在当时假如有一个前清遗老，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那么这个老爷子会很痛苦，因为四个儿子，没有一个人会听他的。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各种思想、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但是为什么说现在的变局比那时更巨大呢？因为无论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共产党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在我们的时代，可能是“动荡的”、“没有基底的”、“信仰缺失的”，现在很多人是没有理想的，很多人的信条是“宁肯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 所以说，现在的时代提出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变局中，寻找思想和信仰的力量。 商周刊：要让整个社会去思考，去接触哲学、理解哲学？而不被哲学的深奥吓倒，有什么办法？ 吴晓明：哲学跟我们时代，跟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有一些西方的哲学在表述上十分深奥。但是其原理是非常简单的。还有一些故弄高深的学问，恐怕不是哲学，而是炫耀哲学的外表。哲学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种学术，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是当你的“三观”成为一种体系的时候，那么你就变成了一个哲学家。 所以1640年左右的英国，1789年左右的法国，几乎遍地都是哲学家。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原来的社会体系、思想体系在崩溃，每个人都在思考自身的命运走向，现实问题。所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