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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文论在中国接受概述 　　【摘 要】罗兰Roland Barthes，1915――1980，文中简称巴特）是法国著名先锋思想家、理论家、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公认的法国符号学和新批判的创始人。中国对其理论和思想的研究虽然历经三十年，但仍处于发展阶段，本文将对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做简要的梳理，旨在理清其理论接受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罗兰 引 言 巴特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从与存在主义的分歧，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李幼蒸（2010）称罗兰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足以反映二战后西方文学思想的主要趋向。他以独有的思维方式，不断挑战传统，不断追求创新，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也是一个不断质疑、不断求异、不断否定，又不断开拓领域的过程。 从巴特文论的译介情况看，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也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是巴特文论在中国接受的发端期，巴特的结构主义文论被最先译介。80年代末90年代初，掀起了对巴特文论的翻译高潮，巴特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文论全面引入后，研究界出现了大量介绍巴特文论的理论著作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推进了80年代初对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巴特文论接受的高潮期，巴特转型为后结构主义者。21世纪以来是巴特文论接受的延续期，巴特文论被应用到大众文化领域，文化巴特成为这一时期的形象特征。 1、“形式主义”者 巴特文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引入中国。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思想主导着文艺理论界，文艺忠实于生活，反映历史客观规律，内容对形式具有绝对支配地位。形式主义分析注重理性的科学分析，将一切形而上的概念拉回到文本，称语言之外不存在任何立足点，这一强烈反差使得形式主义批评最初在中国扎根尤为不易。巴特对形式的强调令其最初以“形式主义者”形象被中国研究界结识，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研究界在形式/内容二分的理论框架下理解巴特，“形式主义者”的称号是对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的批判。这一时期，巴特文论引入的历史机缘是迎合“方法论”热潮，消化的内因是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利资源及弥补中国传统文论的先天不足。研究界是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框架内理解巴特文论，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以纳入原有的理论体系，其误解的程度直接反映了中国文论的发展状况。 2、结构主义者 随着方法论意识的加强，研究界大规模翻译结构主义文论。巴特文论趁着“结构主义热潮”被大量翻译，推进了80年代初期对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的认识。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是巴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高潮时期，《符号学美学》是第一本对巴特著作的翻译，体现了“方法论”时期，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到80年代中后期，文学借助“语言”反抗“现实”和“自我”对文学的工具性控制，语言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巴特的文学写作观为研究界理解语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巴特的话语理论为重构文学话语提供了新的视角，巴特认为文化是被语言建构的，他调查了各种文化实践，从高雅文学到流行时装和食品，以符号学分析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领域，使得文学从精英文化的殿堂走向了日常生活。巴特称语言是权势的运作场，通过话语分析发现文学语言、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相互交汇的地带，为文学进入历史提供新的入口。文学不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相反文学是现实得以呈现的形式，文学话语使得文学走出封闭的语言游戏，重建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陶东风（1993）正是在巴特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 3、后结构主义者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孕育了一切，文学性存在于结构之中。后期巴特就发现，文学科学是一场迷梦，结构主义并不能解决文学的一切问题，结构主义强调的客观性、精确性、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与文学的独创性、新颖性、个性化的需求相矛盾。结构主义无法全面地、创造性地解读文本，使文本走向了僵化。因此在发现结构主义走不通的时候，巴特开始引入闲置己久的读者来阐释文学，转向了后结构文本的研究；认为文学性应体现在读者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文学性存在于读者阅读的偷悦中。 随着解构主义兴起于60年代末，兴盛于70年代，于80年代末传入中国；90年代解构意识形态科学性成为主流话语。1987年巴特结构主义文论不仅被大量翻译过来，而且出现了巴特后结构主义文论的最早译著，即张寅德翻译的《文本理论》。这一时期，研究界关注“作者死了”、“文本理论”这些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同时，又对“零度写作”这一在“社会神话”研究阶段提出的概念及结构主义作品《历史的话语》产生兴趣。 巴特话语理论为中国文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同时，巴特后结构主义文论不仅参与了对“主体”、“历史”的解构，还为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借鉴意义。这一时期研究界塑造了巴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