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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新史揽要》翻译本土化取向 　　摘 要：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泰西新史揽要》经由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翻译和广学会的刊印传入晚清社会，为适应中国当时社会历史形势，使其传播的西学易于接受，他采取了本土化的译介策略。本文通过对《泰西新史揽要》进行文本研究，从人物、事件、评论等方面分析其中的本土化取向，挖掘李提摩太在翻译中采取本土化策略的目的、方法、影响与局限，进而揭示他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中的作用和贡献。 关键词：《泰西新史揽要》 翻译 本土化取向 一、引言 《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89年伦敦首版，作者为英国的麦垦西（Robert Machenzie）。该书“以国为经，以事为纬”，叙述了19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史和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涉及列国沿革、互相征战、政体演变、科技发明、著名人物、物产人口、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此书经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译，华人学者蔡尔康笔录， 1895年正式出版，立即成为了“热门书”，先后印刷竟达一百万部，在中国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学子，举国争诵，风靡全国，成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史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李提摩太在华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传教和办报活动上，对其翻译编著鲜有论述，李提摩太意在通过著译广泛传播西学，改变中国人旧的思想体系，输入西方的思想理念、意识信仰。本文通过对李提摩太翻译《泰西新史揽要》本土化取向的考察，剖析其西学传播的特点与策略，进而揭示他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中的作用与贡献。 二、从人物描写看其本土化取向 中国的史学著作，多喜欢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同样《春秋》也是，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较重视对事情、行为的描述而不是在于加强对人物体貌特征的描写。比如，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很少花大力气去描述人物的体貌特征。基于这些传统，在《泰西新史揽要》中对人物的描写更多是关于对此人物的行为描述，如果和中国史学对人物描述的定义发生冲突时，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李提摩太在翻译中的本土化取向。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其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记言，而实为拟言，代言。”[1]在《泰西新史揽要》英文原文中对人物行为的简洁描述，李提摩太翻译成中文时采用了会话形式，使得画面感加强，人物生动，体现了他的本土化取向。例： Danton， with a fierce energy and boundless audacity of speech， which roused a fury unknown before in the Parisian heart， urged the necessity of putting the royalists in fear. They must paralyze by terror who still favoured monarchy. Not otherwise could the machinations of wicked persons be baffled， and the country saved. （Mackenzie， 26） 法人有旦吞者，高谈雄辩，口若悬河，遇事敢作敢为，遭此变故挺身而出，号于众曰：“外兵之来，实王党召之以害我辈也，害我辈者即仇人也，今宜威逼王党使不敢逞，以绝内应，不然殆矣。如以余言为不谬，惟余马首是瞻。”法人闻其耸听之言，无不跃跃欲试。（Richard， Cai Erkang， 15） 在原文中，用“urged the necessity”这个短语来表现Danton的行为，最后两句与其说是对前面演讲行为的记录，倒更像是作者对其话语的解释。在《泰西新史揽要》中，被改写成了富有激情的演讲，双引号的运用，距离感缩短，画面感增强，与原文中的 “urged the necessity”相比，译文中简洁干练的短语“害我辈也”、“即仇人也”、“不然殆矣”很好地渲染了读者的情绪，达到了号召的作用，最后结尾的一句“惟余马首是瞻”，将人物提到了一个中心领导地位，比原文中的“Danton”有气势，更使人心振奋。其中“惟余马首是瞻”也是出自《左传》，“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2]因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