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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企 业 缺 什 么 ？ ——管理是生产力 同济大学 郭重庆 一、中国市场经济的时间积淀太短，历史的桎梏又太多，当前紧迫的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最缺的是技术能力，还是社会能力？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在本世纪初（1912年）提出了“创新”理论（Innovation），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劳力等生产要素的增加所引起的植物性增长，而是创新所引起的增长”，“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1]。但熊彼得的这些观点并不被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及管理学界所注意，直到近年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事实证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本世纪初的5～10%～50%～60～80%，也正证实了熊彼得论断的正确性，并由此引伸出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 创新似乎已变成了国际和国内的一个议论热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7年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我国中科院也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对创新的理解有多种：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熊彼得的创新原意包涵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国内占主流的提法似乎是技术创新，偏狭义的技术创新，“创新”与“技术创新”变成了同义语。 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国内外似乎均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使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找到依据”，“成功的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是所有权与参与”。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各国的财富与贫困：为何国家有富有穷》认为各国贫富的差异在于： ①发明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 ②鼓励识字和学习； ③制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兰德斯所强调的并非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蓬勃成长赖以实现的条件。 经济学家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用语，其判断标准不是科学或技术，而是经济或社会的一种变革，是一种价值。创新不是发生于组织之内的某种事，而是组织以外的一种变革。创新应以它对环境的影响来衡量。因此，一个工商企业中的创新始终必须以市场为中心，如果以产品为中心，很可能产生一些“技术上的奇迹，而报酬却令人失望”[2]。 制度创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曾提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D·诺斯和R·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 经济学家罗森堡：《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认为“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欧洲，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原因在于西欧在中世纪后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OECD：《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8.7%，而现今不到3% 。 美国学者A·萨克森尼克：《地区优势：128公路地区与硅谷》他对比了两个世界最驰名的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后认为后者蒸蒸日上，前者日见衰弱。他对比两个园区的制度环境： 128公路地区：处于美国最古老的工业地区——新英格兰，依托麻省理工学院，籍在政府任职的显赫的麻省校友的关系，以政府和大公司为导向，疏远市场，有等级森严、保守的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僵化的企业制度环境。 硅谷：远离华盛顿，依托斯坦福大学，以中小企业为导向，有适宜高技术发育的人文环境，分配制度、产权制度及人际关系都宜于人力资源的发挥。仅仅从技术角度去模仿，是克隆不出硅谷来。 萨克森尼克的结论：发展高技术不能只看重资本、技术，而应把注意力放到创造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建设。 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高于技术》[3] 吴敬琏认为： ①保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潜能； ②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在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要素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此，一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制度安排是否适当的最终标准在于它是否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中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③推动生产发展肯定是技术自身的演进，但技术本身的演进首先来自有利于人的创造活动的制度安排，因此，生产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本身，勿宁说是有利于人的创新活动的制度安排。 综上所述，决定一个国家、地区高新技术发展的首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和技术本身，而是与人力资本发展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人们往往只看到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没有注意技术促进生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