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研究.pdfVIP

850司法解决纠纷的对策与机制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 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① ——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辽宁省通辽铁路运输法院李钢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达到对 被告人定罪程度所遵循的准则。②在两大法系中，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各有不同的表 述，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是“内 心确信”和“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定罪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案 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关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既 是对证据质的规定，也是对证据量的规定。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案件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定罪的证明标准，但是这一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适用情 况及如何进一步修改完善，确实存有很大争议，亟待深入研究。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为了获得对司法实践中 我国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真实状况的了解，笔者采取了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的方法， 先后在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的学者、律师、司法工作人员中召开6次座谈会，同时， 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及其所辖10个基层法院的46名刑事审判人员进行重点访谈，通 过多种途径向辽、吉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法律实务工作人员发出400份问卷，有效收回 的占49％。另外，根据法院内部所传达以及媒体、互联网披露的案例信息，进行典型个 案剖析。通过实证调研，笔者本着把握国情、贴近司法的指导思想，围绕有罪判决证明标 准的重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规范性意见，以期推动证据规则立法的发展。 ①本文系笔者在参与撰写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重点调研课题《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 调研报告》(批准号为：GFZD08—02)后，并以该项调研活动为背景，独立完成该论文。本文的最终 形成要特别感谢课题组成员李光对该题目所做的前期资料性工作。此论文中的访谈材料、问卷统计数 据、图表均来源于上述调研报告的附件，文中不再标明。 ②本文的研究角度是从法院角度对法官有罪判决标准的考察，定罪权属于法院，那么在判决形 成过程中，最终法官面对证据进行相应地事实认定当然应属于司法证明的范畴之内，因此，笔者采用 刑事法官据以事实判断定罪准则的表述。本文所做实证研究的基本假定是被访谈者及问卷者都是在不 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负责任地客观反映情况；所涉及案例经分析无论存在何种问题，均只限定在关 于问题认识及法律本身的层次上加以讨论，至于法律工作人员的道德等方面的因素不在本文研究之 列。 六、诉讼证据篇851 一、对我国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现状的考察分析 一般地讲，关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标准的具体必要因素为： (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 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唯一 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①针对我国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具体把握情况，笔者在2006 年对刑事审判人员进行访谈中，设立的主题之一就是了解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把握“案件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现状。访谈结果表明，反映该标准不好把握的 占65．6％，反映该标准较好把握的占34．4％，而反映该标准很好把握的则没有一个人。 访谈材料(1)：一名初任法官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规 定的挺抽象的，不管是定罪，还是量刑情节，它笼统地适用于刑事案件的所有事实证明， 显然要求太高。 访谈材料(2)：一位基层法院的刑事庭庭长则认为，这个证明标准的形成跟我国长 期以来奉行的刑事诉讼查清案件客观真相的要求密切相关。它是一种证明的理想境界，立 法上要求刑事诉讼各阶段都一概适用。但实施起来，各阶段都适用该标准是没有现实可能 性的，即便在审判阶段上，它要求过于单一，由于没有操作规则反而变得缺乏确定性，不 同案件、不同地区法院法官掌握标准呈现混乱状态。 访谈材料(3)：一位中级法院的二审刑事法官讲到，刑事案件本身关系到具体个人 的定罪和人身自由的剥夺，法官责任重大。现行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操作性不强，在没有 其他配套证据规则的情况下，增加了法官把握标准的难度，造成疑难案件处理不是过多的 进行调查核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