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涪州到戎州—黄庭坚的书法观念转变之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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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涪州到戎州—黄庭坚的书法观念转变之缘

从涪州到戎州—黄庭坚的书法观念转变之缘 本文以黄庭坚从涪州到戎州的经历为主线,以不同时期书法作品的不同风格为切入点,结合史料浅探黄庭坚的书法观念转变之缘。借以完善当代个别书家对黄庭坚书法观转变缘由的误读,从而纠正书法理论研究中的部分偏见,为当今学书者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唐五代美学家张璪通过对审美主客体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审美观,该观点对唐以后的书画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庭坚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书家。 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以行书和草书为主,从自然物像中悟入书法艺术的精神是古人的传统,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观担夫与公主争道而悟笔法,雷太简闻江水声音而草书大进,文与可见道上蛇斗而草书长这些都是学书者皆知的事实,而黄庭坚于元符元年(1098)由黔州迁戎州,“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而辄能用笔。 谈及黄庭坚的学书取法,从苏轼作于元祐四年的一则札记可见端倪:“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我们可以从中推测出山谷以学苏字为起点,近年出土的黄庭坚书于元祐二年(1087)的《徐纯中墓志铭》(图1),透露出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的吸取与借鉴。黄庭坚虽然取法近人,但他能够经常的自我反省,常常发出今是而昨非的感慨,“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公,书工不工是不足计较事,然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之言诚不谬。盖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耳。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黄庭坚的书法艺术正是在这样的不断反思中而日臻化境。 黄庭坚的草书作品留存至今者以狂草为主。狂草发展至宋代,还可以说是一种新兴书体,其历史并不久远。在黄庭坚年轻的时候,周越的书法名气正盛,向名家看齐也符合常理。他晚年曾对学习周越草书发出过痛心疾首的反思:“学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看古人真迹,对学书者的书法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学书者取得进步的一个捷径。当然,黄庭坚书法观念的转变源于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因素 (一)书判拔萃政策的废止促使部分书家习书观念开始转变。 宋《南窗记谈》云:“本朝此科废,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许多习书者在创作书法作品时不再追随前人脚踵。在书法方面,苏轼“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在绘画上,他以朱砂写竹;黄庭坚“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米芾更是“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唐时楷法严谨的格局从此不复存在,书家们寻求自我的意识日益增强,北宋前期书坛随波逐流的纷乱局面自此以后也再无踪影。 (二)在宋代儒、佛、道互融观念渗透到文人士大夫的灵魂深处。 宋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把儒、道、佛三教并举。禅宗教义宣扬任命随缘就是解脱,主张运用自我心理调节来解决现实问题。曲折的仕途和亲人的离世给黄庭坚带来的苦痛使得他对禅宗十分推崇;痛失爱子米友知的米芾米:“幻法有如是,不以禅悦,何以为遣”;儒、道、佛合一的禅宗思想成为化解宋代文人墨客的一剂良药,以禅家的“机锋”启发自己对人生事理“顿悟”的灵感。由此,生活于这一时期的黄庭坚,其书法思想不断转变也是时代使然。 二、灵感因素 黄庭坚的个人经历是诱导他的书法观念转变的灵感因素,本文将其为两个阶段来谈: (一)元祐六年(1091)——元符元年(1098) 在这一阶段黄庭坚开阔眼界,扬弃师法;从图《徐纯中墓志铭》中,我们很容易发现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的胎息。1094年,五十四岁的黄庭坚因实录“多誣”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与老师分别以后,黄庭坚“自成一家始逼真”的书法观念开始进一步增强,为其日后形成新的书法理念提供了思想基础。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云:“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杨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数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以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得草法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元祐六年(1091)黄庭坚实录成,进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实录“多誣”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谪居涪州时“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杨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数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此后黄庭坚的书法观念开始发生很大的转变。绍圣元年甲戌(1094)黄庭坚“自言是年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这一次是黄庭坚对以往书法观念的又一次刷新,他对自己在元祐间的书法评价是:“差可观,然用笔不知起倒”“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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