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尼系数还大大超过日本和西欧诸国 应警钟长鸣.pptx

胡耀邦同志1969年在河南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劳动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产”国有资源，“共产”劳动对象。他是否主张贫富之间也来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共产”呢？非也！他是坚决否定这一反动政策的。耀邦同志主张社队利用地下资源，兴办企业，又反对平均主义，那么是否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呢？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有自己的分析。一、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的政治障碍消灭贫困、共同富裕，当然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但绝不能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生产、消除贫困就没有任何政治、体制上的障碍了。1949年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却加重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等级色彩。“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城市人口吃商品粮，农村人口吃自产粮、返销粮；户籍制度割断了城乡、工农之间的正常流动，生活在不同等;级，??着不同身份人们的上学、就业、医疗、居住都各有各自的空间。对此，刘少奇同志曾说：“……是不是开始萌发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刘少奇选集》下卷P304)他先涉及的是干群问题，以后又提到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其思想相当深刻，可惜“文革”的巨石压“死”了;这株思想幼苗，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使这株思想的幼苗复活。所以我国的贫富问题，既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的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这是我国;二元化对立的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反映。如果“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社队办企业的政策得以实行，农民的日用生产品就可以得到部分满足，还有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和剩余产品需要卖给城市、国有企业。农民的经济地位就会提高，其政治地位跟着也会提高。耀邦同志说：联社不能加工的产品和加工的剩余产品，须要;出售给国家，国家通过商业渠道转售给国家工业部门、外贸部门或别的联社、地区。联社工业愈向前发展，自给自足的部分加大，出售给国家的部分也会加大。;社队企业兴办起来，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农村的干部和农民的社会联系就会大大扩展。商业部门、工业部门、外贸部门，其他地区的社队，都成了他们的;客户，成为一种买卖关系，双方可以议价、砍价，农民就会逐渐取得政治上的民主的权利；第二，农民有了自己的商品、企业、市场和话语权的地位，就会逐渐;取得和其他利益群体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第三，社队企业出售给国家的产品不断增多、丰富，就会引起农村产品向商品的转化率不断提高，社队企业将必然逐步;成为市场的自由主体；第四，这种市场的自由主体，也就是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完全是一支积极革新的政治力量；第五，农民的经济地位提高以后，他;们对教育、文化、科学的要求也会日益突出起来，直至人的全面解放。正如耀邦同志所言：联社因为有自己的工业，起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的;某种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一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技术力量；往后，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提高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更多的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更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更多的技术力量。这样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文化科学专业的更快发展，而全面发展的人也才有可能逐步的实现。农民有了;自己的企业，甚至是现代化的企业，又有了文化、科学知识，才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才能真正获得最终解放。这是政治问题中的最终要求。我们只有把消除贫;困悬殊，共同富裕的任务，提高到广大农民，以至全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教育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才能得到最快、最好、最妥;善的解决。解决贫困问题就生产而论生产，就经济而论经济，不管政治是不行的。我认为我国农村改革之初既受到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又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若农民身上没有政治上的压力，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为何要立生死状，义乌农民进城经商务工为何要突破政府部门户籍政策和工商部门的严厉禁令？耀邦同志在;建言信中虽没有提到农民的政治权利，但经济和政治是统一的，他和中央、地方一些领导正是在“文革”之后，最灵敏地感受到这两方面的压力和任务，所以才;能很快顺应广大农民这一历史潮流，在潮流中发挥作用。二、消灭贫困、共同富裕的体制障碍耀邦同志写建言信时，我国农村政治经济互相结合的社会体制是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体制，不但其生产关系大大超越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其体制又彻底为计划经济服务，当然也为农村的统购统;销的国策服务。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同时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及《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这种计划收购和供应都是以党和政府的命令形式下发的，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原来的乡镇政权当然要积极;贯彻执行。以后的人民公社不但以政权一方出面，而且也作为生产组织的一方大力落实。其执行的力度、强度真可谓是空前绝后了。那时，公社的社队干部对每;家每户有多少存粮、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