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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官银号今日工商银行 沈阳“东三省官银号”旧址，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长安寺巷2号，现为市工商银行沈河支行用房。1996年7月17日，由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布，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立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3月20日，由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三省官银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东三省官银号的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分号99处，是当时东三省最大的地方银行，由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操纵。奉军六次入关都是以东三省官银号为经济后盾。张学良将军在东北主政期间，非常重视东三省官银号的业务发展，为整顿东北金融秩序，稳定东北币制做出了很大贡献。东三省官银号共发行奉票23类，114种，约18亿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次日，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库内存有的66万斤黄金和200万元银圆被日军劫走，东三省官银号被迫于1932年停业，共经营26年。 东三省官银号是东北地区最早创办的近代银行，它不仅垄断着东北金融业，还控制着许多工商企业。东三省官银号在我国经济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当时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也在与日俄两帝国主义金融侵略抗衡中起了重要作用。 东三省官银号前身是华盛官钱局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政拮据，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1853年5月5日），清政府决定在北京设立官钱总局，各省设立官钱局。奉天省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盛京将军裕禄奏设了华丰官贴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七日，由盛京将军依克唐纳奏设华盛官钱局，以缓解奉省财政支出。1900年庚子之乱，俄军占领沈阳，户部银库及官钱银号被洗劫一空。当时俄国的“羌贴”、日本的军票流行各地，货币十分混乱。1903年官钱银号复业后发行银钱钞券，分为奉钱票、银两票、大龙元票三种纸币。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奉省财政仍较其他省份困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七日，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感到：“奉省自经兵燹，商业萧条，银根甚紧，以致市面周转不灵，若不设法维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势。”遂于当年十一月一日奏准，将官银钱号改为奉天官银号，资本金由省库拨30万两沈平银，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约几万两，称官商合办，地址在盛京城内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永门市房。第一任总办为马桂恩。 徐世昌将奉天官银号改制为东三省官银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日，东北实行行省制。五月十九日，新任钦差大臣陆军部尚书衔都察院都御史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与亲命副都统衔兼军部侍郎衔都察院副都御史奉天巡抚部院唐绍仪给奉天官银号批：“呈悉该号（奉天官银号）现经发行东三省大银圆自应将奉天官银号字样改为东三省官银号以符名实，应俟随后奏咨立案。至该号资本金先后发银六十万两暂仍其旧，俟将来再行扩充，仰即遵照缴。”后于九月奏准，把奉天官银号推向吉、黑两省。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二十一日正是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同时发还商股，改为官营，兼理东三省金库事宜。总办为周克昌。民国元年（1912年）行省制撤销后，东三省官银号由钟楼南迁至北大门里公议商局旧址。民国4——5年（1915——1916年），官银号一度比较兴旺，后因政府垫款，票量发行过多，奉票逐渐贬值。 张作霖接手东三省官银号 民国5年（1916年），张作霖刚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奉天财政除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纸币复杂，钱法紊乱，挤兑风潮迭起；外国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财政乱上加乱，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将财政厅长张厚璟撤职，任命曾在奉天清理财政局和度支司任过要职的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任命刘尚清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责成他们办理奉天财政。并废止张厚璟所设立的财政研究所，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谋求整理之法。 其次，由奉省财政厅出面，两次向日本朝鲜银行借款共300万元，作为东三省官银号货币周转金，并多次与日人交涉，以应付兑现风潮。 第三，严厉打击参与挤兑风潮的首犯。张作霖派人暗中查访，发现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同日人勾结兑换现洋的行为。刘鸣岐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私动庆畲祥（张作霖私人的钱号）的库款，捣把兑现，使庆畲祥破产。张作霖找来经理杨玉泉究询庆畲祥赔累原因，杨供出刘盗用库款，兑现牟利所致，只刘自己就得了十几万元的好处，又查出刘经常向兴业银行挂借二三万元纸币，随借随还，并与瑞昌恒钱庄有共同作弊行为。张作霖为杀一儆百，稳定奉天金融形式，于11月10日，将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贩运现洋的蓬莱洋行执事齐瑞及管库解中道共五人，绑出西大门外执行枪决，判阎廷瑞徒刑九年。这是张作霖维持金融秩序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