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叶燮的“才胆识力”说.doc

第六讲 叶燮的“才胆识力”说 本文档由【中文word文档库】提供，转载分发敬请保留本信息； 中文word文档库免费提供海量范文、教育、学习、政策、报告和经济类word文档。 一、叶燮的文论思想概述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浙江嘉兴人，晚年定居吴江横山著书讲学，故又号横山先生。其父叶绍袁是“明天启中进士”（《清史列传》卷十七），“官工部主事，国亡后为僧”（《清史稿》）。叶燮“幼颖悟，年四岁，少袁授以楚辞即能成诵。乃长工文喜吟咏”（《清史列传》）；少时在原籍浙江嘉善补弟子员，“乱后不与试，去籍复补嘉兴府学弟子员”；康熙五年“举于乡”；康熙九年“成进士”；康熙十四年“选授江苏宝应县知县”（《国朝耆献类徵》）。当时，三藩叛乱，又闹饥荒，民不聊生，叶燮故多次以耿直之言上书朝廷，终被落职。此后漫游祖国山川名胜，以著书、讲学终。所著有星土之学《江南星野辨》，诗文集《已畦集》。其中，《已畦集》所含《原诗》乃专论诗歌之作，其书针对有明以来的诗坛流弊，深入阐述了诗歌的发展规律和创作原则等问题，见解透辟，体系完整，为清代诸诗论著作中颇有价值的一部。《原诗》书分内、外两篇，内篇阐述基本理论，外篇运用理论作具体的评说。在该书中，叶燮以一个文学史家的敏锐眼光与独特方法，追本索源地探寻了中国诗歌的特征、本质和沿流。对此，沈珩在《原诗·序》中这样评价道：“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称诗之说仅一支一节之琐者耳，未尝有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开其悟”，寥寥几句，推颂却极为恰当。《原诗》之长，即在精心结构，真切探究中国诗歌艺术的原理，其中所展露出的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进取性与系统性。 下面，我们就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对叶燮的文论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诗歌本原论 诗歌艺术的本原，旨在阐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根本性的问题。“本原”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或存在根基。关于诗歌本原，中国古代诗论历来存有在心、在物之分。这可以说是哲学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在诗歌理论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心者，认为诗本乎心；在物者，认为诗本乎物。在诗歌本原问题上，叶燮提出的是“感触起兴”的观点： 原夫作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原诗》） 叶燮从诗歌创作实际中看到，诗人做诗的原因系“肇端于有事”，更须“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这种触物起兴所写就的诗作，其中洋溢的诗意及其外在表现的语句形式，都是随“兴”而起而取之于“心”的。在《原诗》中，他还说到：“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随我之触而发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为至文以立极。”这就是认为，做诗虽离不开“触物兴起”，但还应“克肖自然”，诗人写诗须描摹自然，模山范水。可见，叶燮在此态度鲜明地强调了客观生活对创作主体的作用。 那么从诗人创作与自然、生活的角度出发，叶燮提出了其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格物”观点：作诗需要掌握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发展规律，以及由这种本质规律所规定的事物的情貌和特点。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欲其诗之工而可传，则非就诗以求诗者也。”（《原诗》）这是对陆游“功夫在诗外”的承继和发展，意在说明诗人创作之先应该了解现实、熟悉生活。并以《诗经》为例道： （诗)三百篇，大抵皆发愤之所作也……忧则人必愤，愤则思发，不能发于作为，则必发于言语。（《巢松乐府序》） 这就是说，诗人所生发的感触声音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故作姿态，而是针对现实而来的“发愤之所作”。用叶燮自己的话说，这叫“风人之旨”，即诗人创作应以《诗经》中的“国风”精神为创作圭臬，以求反映国运的兴衰升落、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及民生的生死疾苦。 不难发现，叶燮所推究的诗歌本原，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创作源于生活”存在一定的差距。此外，他还经常将诗歌的产生归于“六经之道”，如在《与友人论文书》中，他说： 尝有《原诗》一篇，以为盈天地间万有不齐之物之数，总不出乎理、事、情三者，故圣人之道自格物始。……夫备物者，莫大于天地，而天地备于六经。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 显然，由于时代所限，作者终究跳脱不出宗法观念的拘囿，这便自然导致了《原诗》论诗仍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二）诗歌正变论 正变论亦即发展论，着重讨论诗歌历史发展的规律。《原诗》问世，是针对此前诗坛的两股思潮而言的。一是明代前、后七子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二是其后公安派和竟陵派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个性化创作主张。前者试图以复古为革新，但未能看到诗歌创作之变化，其对汉唐之复古实际上导致了创作的停滞甚至倒退，不仅使诗歌写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泯灭了诗人的主体性情感和个性舒展；而后者，其虽意图清除前、后七子的复古流弊，但为封建士大夫独专的所谓“性灵”，实际上又与现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