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四章V1.docVIP

11第四章 外来冲击与中国近代传统 汤因比用挑战与回应来解释文明的兴起，认为挑战强度的不足或过于猛烈均不利于文明的成长，唯有强度适中最有利于创造文明。也许，用这种方法分析文明起源过于简单化了。但是，当一种文化传统已充分成熟后，外来冲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它进一步的发展形态。因为，观念系统内在创造力的高峰取决于自身的成熟和受到外部的适度冲击。而且，当观念系统足够旁大自洽时，不论外来冲击性质是多么不同，回应它们的方式却有着结构性的相似。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最不可思议的现象：第一，继宋明理学之后，儒家思想在理论上最富创造性的时期是明末清初，而不是再次以后；第二，中国受西方冲击形成的现代思想，同明末清初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冲击的思潮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4.1 西方的两次扩张 （原书P163--P169） 超稳定结构对西方冲击反映的迟钝————四百年间的两次冲击波————西方的第二次扩张————中国只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可能消化西方文化并开始第二次融合————明末清初的重要性————清兵入关与中国近代传统 当晚明王阳明”致良知”说风行大江南北时，西方已经历了科学革命，并正孕育着工业革命，美洲已被西方文明扩张之第一波所征服，中国也开始感觉到西方文明的力量。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把世界地图展现在中国士大夫面前，引起一阵子惊奇。徐光启（字子先，1562-1633）在传教士帮助下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方以智（字密之，1611-1671）正写作《物理小识》。但是，西方文明冲击波通过遥远距离真正到达远东，沛然莫之能御，是在此两百年之后。为使什么中国自明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存在并经历了一个翻译高潮后，要等到晚明才受到西方冲击？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中国方面讲，任何一种外来文明如果要冲击士大夫思想，即进入意识形态层面，其前提是外来文明已在社会制度层面造成某种影响。一般说来，当一个王朝出于鼎盛时期，官僚机构就比较有效清廉，国家也具有相当强的抵抗外来冲击（的）力量，士大夫很难对外来文化感兴趣。而到一个王朝末期，社会危机严重，官僚机构腐败，政治改革呼之欲出，外来文化及其各种影响较容易在士大夫意识中浮现出来。明末部分士大夫重视西学，是和当时心学泛滥导致的的思想解放，以及人们力图以经世致用克服社会危机密切相关的。明王朝灭亡后，随着清王朝太平盛世的来临，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的兴趣反而不如明末；要等到清王朝衰落时，这种心态才会改变。例如，1637年英国在广州开展贸易，这与英国在美国建立新英格兰殖民地只相差几年时间。两百年后，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已壮大成新兴帝国，参与了第二次西方向东方的殖民扩张；而此时来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字元抚，1785-1850），才第一次感受到明末儒生早已知道的西方。魏源（字默深，1794-1857）据这些资料编成《海国图志》，向中国人介绍西方，但这已经是经过一次朝代循环之后的事了。我们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称这种现象为超稳定系统对西方冲击反应的迟钝。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那么，中国到十九世纪上半叶面临西方不可抗拒的冲击，出现普遍的欧风美雨和西学东渐，是和世界格局巨变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一般都把欧洲自十六世纪对外殖民视作西方对世界冲击的开始。历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avid K.Fieldhouse）指出，西方自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四百年的扩张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冲击波。欧洲的第一次扩张是十六、十七世纪。但到十八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前，西方以往那种开拓殖民地的热潮已经不复存在，欧洲人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欧洲本土。十九世纪30年代前，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帝国与殖民地，规模要比十七、十八世纪啊小。第二个冲击波动出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1800年欧洲人控制的土地只占全球35%，到1878年已上升到67%，1914年更是高达84.4% 。从1800年到1878年间，殖民地扩张速度达每年216,000平方英里。可见短短八、九十年，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西方冲击之下，学术界称其为欧洲的第二次向外扩张（second expansion）。 菲尔德豪斯还指出，西方第一次扩张与第二次扩张的性质不同。第一次扩张的目标主要在美洲，扩张方式是欧洲移民在新世界建立定居的殖民地。他们将欧洲文化制度移殖到这些新的居住地。第二次扩张不但速度比第一次快，而且范围极大，包括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此外，扩张方式主要不是依靠移民建立定居点，而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占领殖民地，殖民地社会大致保持原有文化和风俗。 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会出现西方第二次向外东扩？菲尔德豪斯认为，这是因为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社会迅速工业化，引发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系列经济危机。例如1870、1880和1890年代反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