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后”：一个被制作的商业神话的终结.docVIP

“８０后”：一个被制作的商业神话的终结 　　“80后”作者一直不屑于“80后”的称谓。甚至有人以“反感”、“厌恶”、“可耻”这样激烈的话语显示与它划清界限的写作立场。原因不难理解：它除了具有文学撒娇的嫌疑，更有市场的暴力话语。这对于那些确信自己写作天赋、追求个性自由的“80后”而言是一个绝妙的反讽。但除了商家，他们是这个称谓的最大赢家。姑且不说他们凭借这个称谓赚得了市场的人气，单说他们在出道之初单薄的实力也需要借助于这个“集体”的旗帜来换取发展、壮大的时机。但是，随着“80后”的成长和成熟、分化和重组，越来越多的“80后”作者已经意识到：寄居在“80后”的旗帜之下，总不是个长久之计。所以，最近两年，“80后”迫在眉睫的焦虑就是如何从“80后”中脱离？如何接近“纯文学”写作？ 　　然而，2006年，大多数“80后”作者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80后”称谓便遭遇了图书市场残酷无情的遗弃。市场制造了“80后”的商业神话，但在认定它的商业价值被开采殆尽之后又粉碎了这一神话。尽管一些有远见、有实力的“80后”作者早已预见了这一结果，例如张悦然自2005年出版的《鲤鱼已乘水仙去》时，就宣称告别“80后”。最近长篇《誓鸟》发行时，张悦然再度强调告别青春文学。她说：“希望媒体不要再把我归类于‘80后’，我的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青春文学的樊篱，更不是流行一季的时令水果，这部作品正是我向青春告别的成年礼。”① 但是，这种声音只适宜于有底气、有实力的“80”后作者。对于大多数“80后”作者而言，这一天这么快地来到还是使得他们陷入仓促和被动之中：他们一经失去了“80后”旗帜的庇护单打独斗便显得人单力孤。加上生存困境的艰难，大多数“80后”写手不可避免地选取了放弃写作、另谋生路。不过，青春文学写作处于危机最大化之时，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正是由于去除了商业化效应、媒体炒作等各种非文学因素的依附，“80后”才终于由燥热之气转向静气修炼和定力培养，最终进入独立写作的阶段而脱离“80后”称谓。无论怎么说，2006年对于“80后”而言已经到了告别“80后”称谓的时刻。这个判断，一方面是由于市场对“80后”称谓的抛弃，另一方面更在于“80后”经由这一抛弃而摆脱了曾经对市场的依附，获得了“独立”表达的可能。 　　不仅如此，“80后”亲身确证了“市场”并不是理想的天堂，甚至不是他们所能够依附的地方。尽管“80后”比他们的文学前辈更适宜于在市场上打拼，也更懂得利用市场以实现成功之道，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经验与市场的老到相比还是太稚嫩了。目前，不要说大多数“80后”作者的生存没有保障，就是优秀的“80后”作者也在为生存而奔波。据一份调查报告报道：小饭已经结婚，在上海一家三资企业做电子杂志，天天上夜班，没有充足的时间写作。蒋峰目前在《男人装》杂志做制片，算是80后作家中混得不错的，可除了租房、吃饭，现在赚的钱也刚够基本需要。而大多数“80后”写作者没有固定工作，只能帮一些书商和出版社攒书，月收入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② 不过，由此彻底否定市场的资助也不够客观。确实，市场的“资助”有可能销蚀“80后”作者的“独立性”，滋养依附性，但有时这种“资助”也能为“80后”的文学写作提供保障。市场不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有效标准，也不是罪孽深重。片面强调“80后”作者所受到的市场的伤害，也是一种偏见。不论在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市场“资助”都是普遍现象。问题不是市场“资助”是否必要，是否合法，而是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尊重文学作品的、有合理评定标准的、有一定公信力的市场导向和制度。 　　这样，“80后”在告别“80后”之时，不必全盘将这个称谓否定得一无是处。“80后”无论从文学现象的视角还是从文化研究的立场，不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称谓，而是一种实存。更确切地说，这个称谓铭记了整个“80一代”在市场经济下的一切集体记忆和时代，包括他们的打拼和梦想，市场的“资助”、捧杀和抛弃。因为“80后”称谓记录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时代记忆。即便“80后”从此分化与重组，已经不再是市场“资助”的抢眼的品牌，但记忆的财富仍在，它提供的特殊的人生经验、丰厚的精神资源和日渐增强的理性意识，总让我们期待他们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尤其，“中国的80后是未来超级大国的劳动者”③，他们将领导中国的文坛、创作中国的文化，这些潜在的要素也许是这场“80后”写作现象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存在的根本原因。当然，告别了“80后”的“80后”作者，大多行走在转型的探索之路上。飘浮感无处不在。离开了市场的“资助”，他们将挂靠何处？“80后”尽管重新定位，但再度出发将奔赴何方，有时还是一脸茫然。尽管如此，“80后”已经开始反思“愤青的狂怒与绝望、小资的残酷与忧伤，对崇高与美的疏离，对经典与传统的消解”④ 等虚无主义情绪。仅此一点，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