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识经济学6.docx

器官捐献与器官买卖作者: [美] 加里·贝克尔 理查德·波斯纳2000年，美国大约有5万人等着进行肾移植手术，但是只有1.5万例左右肾移植手术能成功实施。这表明，在接受肾脏移植手术前，每个人平均等待的时间大约是4年。在其他国家，很多人也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死去。如果利他主义的力量足够强大，器官的供给就会足够多，从而与需求持平，我们就没有必要改变现有制度了。但是，在大多数国家，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尽管政府也在鼓励人们捐献器官或进行其他激励措施的尝试。近几年，美国采取了几项措施以改进可用器官在需求者之间的分配，比如优先考虑受益最大的人。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器官“退出”机制，即死者器官可以用于移植，除非死者生前表示他们不愿意献出自己的器官。对经济学家而言，器官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禁止器官买卖。这意味着，在现行法律下，人们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或者当他们在世时就捐出肾或者肝，仅仅是出于利他主义之类的动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捐献者在捐献器官时都是活着的，肾移植和肝移植都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移植。如果改变法律，允许器官买卖，一些人即使不会出于利他主义动机捐献器官，也会出于经济利益出售器官。这样一来，器官供给量可能有所增加。在一个自由市场中，移植器官的价格处于一个能够消除过度需求的水平。一个进行器官买卖的开放市场将大大限制如今的黑市，在黑市，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在土耳其之类的贫穷国家进行手术，因为那些国家对器官买卖的管制很松懈。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手术质量和医院资质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这通常大大降低了移植器官的质量，还会降低移植器官和移植者器官类型的匹配程度。尽管有如此强烈的理由支持器官移植商业化，我仍然不希望器官市场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许可，而且反对的声音很激烈。一些批评家认为身体部位的“商品化”是不道德的。更多思想缜密的批评家认为，允许器官买卖事实上会减少可用于移植的器官总数，因为器官买卖会减少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器官捐赠数量，其减少幅度会大于商业化销售使器官供给的增加幅度。但是，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于移植的器官。无论捐献者死后还是生前捐出器官，如果对捐献者进行补偿，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宽潜在器官市场的规模。其他一些批评者同意我的观点，即允许器官买卖对器官总体供给的影响可能是重大的、积极的，但是他们反对这样的市场，因为他们相信因商业化而增加的器官供给大部分将来自于穷人。事实上，他们认为买卖器官会促使穷人把器官卖给中产阶层和富人。如果在征得穷人同意其死后卖掉他们的器官，我们就没有理由提出任何异议，而出售器官所获得的收入将以遗产形式留给父母或是孩子。如果主要是穷人卖掉了他们的肾进行活体肾脏移植，谴责声就会很大。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出卖自己器官的权利，贫穷的捐献者的境况就会变好吗？如果这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制定一个配额，规定收入在某种特定水平下的人可以卖出的器官数，但是这样做能够提高穷人的福利吗？再者，移植的器官数有多少是自由市场中的穷人卖出的，这还是相当不确定的。很多用于肝移植或者肾移植手术的器官仍然很可能来自于病人的亲属。而且，许多中产阶层会希望死后出售自己的器官。在美国很多穷人的器官也许并不能在市场中进行买卖，他们的器官因为吸毒或是严重的疾病已经发生病变。还有另一些批评器官买卖市场的人认为，有人会为了得到别人的器官而实施绑架，还有就是极端主义的政府会卖掉囚犯的器官。这是可能发生的，但不可能是大范围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于器官销售的来源不用大费周折就能找到。作者：[美] 加里·贝克尔 理查德·波斯纳 译者：李凤 出版：中信出版社极力反对活体器官移植商业化的人认为，有人会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冲动行事，如果三思而行，他们就会后悔卖掉自己的一个肾或肝给别人做了移植手术。我不知道这种冲动的行为会占多大比例，但是如果人们在同意出卖器官和进行手术之间有一个月或更长的冷静期，这种冲动的行为就会少很多。在这个间隔期内，可以允许他们改变主意。我的结论是，相对于现行体制，器官买卖市场是一种最佳方式，它能够让器官病变的患者更快地接受移植手术。我不反对器官买卖，尤其当我想到经济利益的刺激将增加器官的供给进而拯救许多人的宝贵生命时。贝克尔评论贝克尔支持器官买卖的理由具有说服力。供给短缺、等候时间长、黑市、无效的非市场分配，还有他讨论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是价格控制的典型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器官买卖没有任何价格限制。我再赘述几点。例如，我不太明白法国采取的“退出”体制，在那种体制下，死者器官可以无条件地用于移植手术，除非死者生前表明（例如，当他拿到驾照时）他不愿意这样。这种体制与美国的“自愿”体制相比，能够大幅增加器官捐献数。“退出”的成本是非常小，然而为什么从“自愿”转为“退出”就能产生重要影响呢？力量弱小且不太完美的法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