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信任格局、交易成本与家族企业成长.docVIP

　　　　　　　　　差序信任格局、交易成本与家族企业成长 　　　　　　　　　　　　　　　陈戈 储小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摘要：本文将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在交易成本的制度经济学框架内，结合基于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在家族企业成长背景加以动态分析和理论解读。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差序信任结构模型，动态分析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三层私人信任与双层社会信任的分布情况以及演变机制，并根据私人信任与社会信任的不同比例结构，将企业成长划分为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本文认为，在家族企业创业期，私人信任强势，社会信任弱势的“泛家族化”为制度主流；在家族企业成长期，三级私人信任与次级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互有高低，两者共同构成了“关系与制度并存”的二元治理结构，但总的趋势是社会信任凸现，私人信任淡出的“去家族化”。在企业成熟期，核心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其他信任制度，它单独完成了企业治理使命。本文提出，家族企业信任结构的分布是适应企业成长的有效率秩序演化的结果。家族企业的成长，就是追求最优的信任体系配置，追求信任结构的总交易成本最小化。 关键词：信任、关系契约、家族企业 1．文献评述与问题提出 家族企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家族企业和家族制管理的普遍性，表明了家族规则具有特定的合理性。以科学管理为准绳的大型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管理夹缝常常滋生出家族化因子。不仅如此，家族企业往往成为企业家创业的理想平台，大量中小企业长久维持着家族企业的“原生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家族规则具有相当的制度效率。但是，家族规则的先天局限性，比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集权情结等，也是制约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瓶颈。有鉴于此，不少家族企业不约而同进行着“管理革命”，以制度规范化逐步淡出家族制。在家族企业的绩效方面，Redding(1993)等人所强调了“成也家族，败也家族”。储小平（2000）更指出，家族规则有利于创业，不利于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家族悖论”？答案始终没有得到理论的很好解释。更深层的问题是，家族规则与现代规则的互补、替代、结合与演变的条件、机制到底是什么？ Martin king(1996)指出，“中国家庭并没有与现代经济活动要求相冲突的不可改变的特点，或者，中国家庭也不可能在所有情形下为经济增长提供燃料。”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家族悖论”必须在一个统一理论框架内得到权变答案。李新春（2004）指出，家族企业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逻辑意义或具有经济效率性。问题是：“在一定条件下”具体指的是什么？家族规则合理性与局限性的边界以及背后的深层逻辑又是什么？储小平（2000）指出，“在特定条件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但是、当家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内部有限资源和家庭或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而导致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那些非家族制企业的竞争对手、造成竞争力低下时，那么家族企业就是不合理的和低效的。”但交易成本又与家族规则的哪些要素紧密相关？威廉姆森（1991）引入了“分立的结构选择分析”来比较企业的不同治理结构，从而找出交易成本最小的选择。但这一静态的分析方法无法把握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过程，在家族企业的语境下，就是“泛家族化”和“去家族化”的这两种治理结构的演化机制是什么？ Weber(1950)早就敏锐地指出，“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他间接暗示了社会信任与个人观念（儒家文化）的替代关系。福山（1998）指出，注重家族主义的社会难以培育大型企业组织。在家族主义和大型企业之间划上不等号的同时，我们要问，社会信任的高低及其所决定的企业规模（企业成长）的中间变量有哪些？两者之间深层关联又是怎样？Redding(1990)的问题是，如此封闭的组织是怎样带来这么有效率的经济？他的解释是，“存在一种超越组织内在局限性的关系机制”。他提示了关系机制这一非正式制度，但外部信用体系等正式制度难道就不起作用了吗？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封闭和效率的概念？效率是适应性还是最优性？ 李新春（2002）指出，相比于发达西方国家，中国的信任结构是“弱社会、强私人”，而私人信任是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私人信任难以解决随着组织规模或交易的复杂性增加时出现的代理能力不足问题的“家族主义困境”。他提出，在特定的商业环境下，信任治理作为一种相机选择，取决于信任在特定文化制度环境下的治理成本结构。无疑，这一思路是颇具洞察力的。但这种“威廉姆森式”的静态观点，没有建诸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内，也没有解释治理成本结构的演化机制，更没有解释推动这一信任治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