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探讨各个社会达到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平等的前景时,可以把经济.docVIP

对在市场经济下取得平等前景的一些思考 John E. Roemer 耶鲁大学 在思索社会收入分配达到合理平等的前景时，可以把经济机制分为两部分因素来探讨：第一部分因素是把社会成员禀赋资源—无论是人力还是非人力资本—产生并适用于生产的过程；第二部分因素是分配这些资产之收益的方法。下文将对这两个过程作出评论。 如果稍微变换一下视角，那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则是，在收入分配动态有效率的前提下，在一个总资本量已知、人力资本分配已知的社会，是否存在收入分配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在这里，对两种收入分配作如下的定义：从同样的社会禀赋资源产生出来的两套不同收入分配，如果它们平均收入相等，就算静态效率相等；如果它们增长率相等，就算动态效率相等。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唯有一种制度能够达到最高动态效率，那就是：所有资产均为私有，市场不受任何限制，并且通过税收实现的再分配应为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制度。而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是最高动态效率的前提下存在不同的自由度。 社会主义者认为有两个自由度：一个是怎样把资产或这些资产的产权分配于社会成员，另一个是怎样可以通过税收分配收益。 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只有第二个自由度存在。 如，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企业所有权普遍私有化，企业产权所有极不平等，但收益再分配可观。 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只选取动态效率作为规定的约束条件。我认为，社会需要给处于劣势地位的成员提供额外的资源 (比如用于教育)， 而这会导致在某一时期总产量的降低，所以我不坚持静态最高效率。但我不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周边国家，却不受制于改变经济方针的公众压力. 有些人可能觉得只要证明再分配的第二个自由度的存在就可以了。北欧国家的经验显示，只要通过税收实现再分配，美妙的收入平等就可以实现。我之所以对两个自由度都有兴趣，是因为在某些社会资产所有的再分配比得益的再分配更容易实施。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二十世纪末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资产所有不能社会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从计划经济失败这个事实我们只能推论出以下三种制度的结合是不可行的：国家拥有资产，非市场形式分配资源与商品，加上政治专制。按照逻辑，没有进一步的历史分析，我们得不出更多的结论。假如，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设想一个拥有多个企业的社会， 它的所有社会成员平等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它的市场是有竞争性的，另外有归因于民主制度的政治问责机制。 这样的一个社会系统如果要长期稳定，就必须保持股份所有权的大致平等。我认为这种系统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并且是在经济上会是有效率的。我把它称为市场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对产权的分配有任何限制。 为什么这种这种制度既可行又是高效率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思考市场制度的主要优越性何在。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经济活动，二是为人们提供训练自己和创新的动力。我不想在这里把协调与激励这两个功能的区别作准确的定义——作这样的定义也非轻而易举——但对存在这两个功能的区别，我是有信心的。 那么这两种功能哪一个更重要呢？在谈论苏联的历史时，大家经常讲起许多协调方面的巨大失败：工厂经理们必须想方设法找到原料, 企业之间安排各种复杂的以物易物的交易, 买消费品需要排长队，等等。关于激励机制失灵也有不少故事。近年来，有些作者对苏联激励机制失灵的严重性表示怀疑，比如社会学家Michael Buroway，声称计划经济下的工人是把废物做成商品的高手。但无论当时激励是否失灵，一件简单的事实是人口普遍教育水平并未因为缺乏市场机制而降低。古巴也是这样，其文盲率是全拉丁美洲最低的。 总体来说，受教育的低回报并没有使年轻人放弃学业。 甚至哈耶克在三、四十年代深有见解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及计划经济的讨论，也基本没有谈论激励问题。而且哈耶克设想苏联企业管理人事是”忠诚能干”的。他认为问题在于这些人因为没有价格指导，无法了解生产成本，因此也无法降低成本。这是协调的问题。而且二战之后西方反苏宣传都没有宣称计划经济不能激励个人积极性，而着重于攻击其缺乏民主和自由。 我当然不想以偏概全。 值得强调的是，哈耶克也谈到了市场提供创业的机会，因此利用了人们致富的动力。但是即使在谈论这一点时，我们也必须把市场协调功能，即市场把分散的信息凝集在一起的特点，和市场的激励功能，即市场动员人们为致富而创新的特点，区分开来。 柯尔奈讲的预算软约束才是一种真正的激励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直到1970年以后才进入经济学词汇里。我认为在此之前, 在西方，计划经济如果是被视为有缺陷，那是被视为等量齐观地受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