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107719476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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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1077194769

1:据华商报报道,1月20日,宝鸡高新区部分环卫工人受到市级领导慰问,每人获得300元红包。慰问结束后,红包被环卫部门负责人收回。有关人员事后解释称,参加活动的环卫工人此前已经发了300元奖金,所以不能重复发放。 20日上午,宝鸡市民刘先生从高新区路过时,恰好赶上节前领导慰问环卫工人。“人很多,当时领导还给环卫工人发慰问金了。” 但让刘先生不解的是,活动结束后,环卫工人手里的红包又被收了回去。据他了解,收红包的人姓马,是环卫部门的“负责人”,“这种做法太过分了,明显是在作秀嘛!” 当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几名参加了上午活动的环卫工人,他们称,“此前活动中每人收到的300元慰问金的确是被负责人现场收回去了,她姓马。” 20日傍晚,记者电话联系到收钱的“负责人”马女士,并以环卫工人家属的身份询问此事。据了解,马女士是宝鸡市高新区管委会下属的环卫部门的负责人。 “300元慰问金此前都一起发了,领导慰问金是高新区管委会准备的,所以要收回来,(慰问金)不能重复得。”马女士说,虽然红包被收回来了,但不能说是领导慰问的钱没给大家,是因为临时有变化才在活动中发了又收。她说,此前市级领导来慰问,原本要组织一些尚未拿到300元慰问金的环卫工参加,但因为所有环卫工人的慰问金之前都发放了。所以就临时组织了3组环卫工人代表来接受领导慰问,涉及数十人。 2:河南平顶山的“天价过路费案”本月刚刚审结,鄂尔多斯又曝出了一宗 “天价羊毛衫案”湖南农民李清因卖了几个月的假冒“鄂尔多斯”、“恒源祥”羊毛衫,被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广州日报》12月27日)   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诸多制假、售假事件,让公众对于制假者、售假者深恶痛绝,但是,罚金高达2151万元的 “天价羊毛衫案”一曝光,还是让我感到吃惊,因为在我印象中,似乎少有此类售假案判决如此之高的罚金,仔细分析案情,更让我感觉案件处理值得商榷。   法院对李清处以2151万元的天价罚金,源于公安机关在李清店里“扣押所有羊毛衫的吊牌标价共”,法院遂按照有关司法解释中“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50%以上一倍以下确定”的规定,作出判罚,这似乎有法律依据。然而,按照被告律师的说法,“他实际销售几个月,一共才6万元的货品,盈利才1万元”,李清家属也称 “吊牌价1680元每件只卖50多元;吊牌价2180元每件卖150多元”。   这就涉及非法经营数额计算问题,法院用吊牌价来计算,实际上,李清的销售价远远低于这个价格。而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和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也就是说,法院首先应当查清实际销售价格,而不能直接就适用吊牌价来计算非法经营数额。   从常理上讲,李清的说法更可信。因为中国人都有些讨价还价的习惯,标出的价格往往比实际卖出的价格要高,而且,他卖的还是假冒的产品,卖出的价格完全可能更低一些。更重要的是,据李清自己说,去年12月15日公安办案人员曾扣押了其两台电脑主机和账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件羊毛衫的实际销售价格,但这些账本和电脑并没有移交给法院。然而,公安机关并不承认存在这一情况,这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即便没有这些账本,公安机关通过询问购买羊毛衫的顾客也可以印证李清的说法,为何要直接就适用吊牌价来计算呢?   单就这一案件而言,我认为相关执法者和司法者不仅有悖常识,且有“懒政”之嫌。执法者、司法者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需要通过常识判断事实真相是什么,进而努力查找证据,最大限度地给予被告人公正处罚,让其罚当其罪。然而,从这个案件中,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相关执法者与司法者查找证据的努力,而是置吊牌价与实际销售价可能的巨大差异于不顾,执意机械地适用对于被告人不利的“吊牌价”。   这一案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运动式执法的遗憾。卖假羊毛衫要打击,但是,毕竟它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那些食品制假来得严重,而我们似乎并未看到对于食品制假有过如此严厉的处罚。两相对照,则不免让人觉得,这样严厉的处罚对于李清来说并不公平,对于遏制制假、售假也未必能起多大作用。早在二百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先驱贝卡利亚就曾经说过:“刑罚的力量不在于严酷性,而在于其必定性,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为无可逃遁的,就总是令人心悸。 ”   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专项行动中抓小虾米,并不惜重手将其致于死地,而不是致力常态执法,将矛头对准吞舟之鱼,那么执法者的公正性就会让观者觉得打了折扣,很难服众。 3:2011年12月29日网友透露广东省公安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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