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复古理论中的“格调”与“真情”.docVIP

李梦阳复古理论中的“格调”与“真情” 　　［摘要］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倡导复古，后世对于这种复古理论的评价并不统一，这种差异性来源于其理论内部“格调”与“真情”的对立，这两种不同的诗学主张，在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深入分析，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李梦阳的复古理论。 　　 ［关键词］李梦阳；复古理论；“格调”；“真情”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4-0079-02 　　 　　 　　李梦阳，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祖籍庆阳（今甘肃境内）。其人性情刚直，不屈服于权贵、宦官，有着宁折不屈的气节。在文学领域，为正德年间开始的文学革命之发起者、领导者。这场复古运动，使李梦阳为首的“七子”名声大噪，对明及其后的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复古拟古的宗旨受到了后世文人的怀疑乃至贬斥。后人对李梦阳的理论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其原因就植根于李梦阳复古理论的内在结构之中。 　　李梦阳的复古理论并非由自己系统提出的，而在《明史?文苑传》中被概括为“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对于这种复古理论的绝对执行所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使其走上了因袭模拟之道。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在李梦阳的具体创作中看到他对于真情的肯定和追求。由此可见，在复古的基调之上，李梦阳高举“格调”大旗，但同时也肯定着“真情”，对其“格调”与“真情”关系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从而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一 　　 　　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主张可总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并以“格古调逸”为总纲，这种审美思想为明清两代复古派所认同和继承，奉为“格调论”的主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文学上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盛行一时，统帅文坛。他们追求诗歌的雍容典雅，片面强调“治世之音安以乐”，导致诗文疲缓冗沓、千篇一律。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李梦阳力推汉魏、盛唐诗歌，引导文人新的美学追求，以期一举扫清台阁体虚华、萎弱的文风及宋代理学对于文坛的不利影响。这才是他提倡复古的目的。 　　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曾提出：“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在这段话中，他将“格古”与“调逸”放在“七难”之一、二位，可见对于格调的重视程度。而李梦阳对于格调的具体要求，则主要体现于“格”、“调”、“情”这三个方面。 　　首先，李梦阳提出“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的观点，是对于“格”的具体要求和划分，可见李梦阳对于诗文体式的追求有其详细而明确的要求。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他虽倡导“诗必盛唐”，但也并非一概学唐。 　　其次，李梦阳对于“调”，也要求有明确的取舍。李梦阳在音调上提倡古调，主要风格可以概括为“逸”，“调逸”便是李梦阳提出的“七难”之二。“调逸”是对于诗歌音乐性的具体要求，他认为诗歌的声调由情思激发而产生，可以传达诗人心志，因而提倡“调逸”，要求诗歌要有古风，即体现出高尚的情操与深厚的意蕴。李梦阳对于“调”、“格”的关系也有着理性的认识，他主张在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的轻重问题上，应更重视内容风貌，认为只有在符合“格古”标准的内容之上，辅以适宜的声律形式，才可以创作出真正遵循复古要求的佳作。 　　最后，李梦阳在“其格调”论中亦强调诗歌的抒情特质。他从“调”出发，肯定了古诗与唐诗的韵律感，反对宋诗对于诗歌声律的背离，继而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但是，他对于诗歌所抒之情是有选择的，认为对“情”应有所约束，需符合 “格古”与“调逸”的标准。这就使在其理论指导下的情感抒发被制约在一个狭窄的通道中，这种感情是类型化了的，失去了诗人自我风格的情感。所以，李梦阳虽在格调论中强调了情感的抒发，但却不自觉地使情感的抒发带有了单一化、脸谱化的弊病。 　　 　　二 　　 　　中国古代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以来，就奠定了诗歌抒情的传统特性。李梦阳力倡复古，便是要恢复这种以情为主的传统。李梦阳的著述中多次提到情与诗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他基于复古理论的“真情说”。 　　首先，在诗歌中，“真情”与“性理”是一贯相对的。唐诗主情调，而宋诗主性理，李梦阳宗唐而贬宋，就是肯定“情”而反对“理”。李梦阳认可诗歌是“宣志而道和”的工具，是“感物造端”的，是“吟之章而情之自鸣”的，也就符合了“诗缘情”的传统观点。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对于“理”的反对和贬斥。在《击音序》中他更是坚定不移地表达了对于诗歌理性化倾向的反对，矛头直指宋诗与理学，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扬“情”而抑“理”。 　　其次，李梦阳出于对“真情”的追求而大力提倡比兴手法的运用。李梦阳倡导的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皆善用比兴手法表现出风人之义和情韵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