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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税负的测算及启示（上） 2017-11-16 摘要：本文结合中国政府收入构成的实际情况，采用大口径衡量中国的宏观税负。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却依然较重，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宏观税负的自动稳定器效果较差，以至于经济下行时期宏观税负并未明显下降；二是税负在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收入居民间分配不公，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承担了较重的税费负担；三是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占比较低，居民缴纳税费的直接获益较少。笔者认为，要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应做好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减轻企业的隐性负担；二是提高直接税占比，完善直接税征税体系；三是提高财政对民生领域支出的比重；四是通过增发国债为政府支出融资，为减税降费提供政策空间。 关键词：宏观税负，税负感，自动稳定器，税制结构，民生支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研究”(15AZD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异质性与最优货币政策研究” 一、引言 宏观税负是衡量一国企业和居民总体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宏观税负过高可能降低企业的利润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当前，中国企业和居民普遍感到税负日益加重。以企业税负为例，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1-2]发布的《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2015年已有高达52%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总体税负较重，而2016年这一比重进一步增加至56%。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做到“稳定税负”。2014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3]会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则明确将“稳定宏观税负”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201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更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并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任务之一。 尽管降低宏观税负已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中国宏观税负以及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仍有两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回答：一是中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高。现有对于中国宏观税负测算的研究对宏观税负的具体含义及测算口径尚存在不同看法，以致于不同研究测算出的宏观税负差距较大，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李永刚[4]、吕冰洋[5]研究认为中国宏观税负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尚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中国当前并不急需降低宏观税负。但董根泰[6]、李炜光和臧建文[7]等研究则认为中国宏观税负相比其他国家已明显过高，甚至指出中国面临所谓的“死亡税率”，有必要采取措施降低宏观税负。二是宏观税负的高低是否能全面反映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李永刚[8]的研究仅仅通过宏观税负水平判断企业和居民税负感的高低，并未全面分析导致税负感加重的其他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各类宏观税负测算口径的具体含义，并选择较适合中国的口径测算宏观税负。进一步地，本文还将全面分析中国企业和居民税负感较重的原因，进而对降低税负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宏观税负的测算与国际对比 (一)宏观税负的定义及测算口径 明确宏观税负的定义并据此确定合适的测算口径，对于准确衡量宏观税负十分重要。宏观税负最早在中国作为衡量全社会总体税收负担的概念被提出，但理论界对于宏观税负的具体含义尚未形成系统而权威的共识，更多的是借鉴经典财税理论的相关概念以及主要国际组织发布的相关指标对宏观税负进行定义。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9]对此进行了总结，其认为主要有三类定义：一是财税理论中广泛使用的税收宏观归宿(Tax Macro-Incidence)，其表示一国当年的税收总额与一国总产出(GDP或GNP)之比。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财政负担(Fiscal Burden)，其表示一国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三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采用的税收比率(Tax Ratio)，其具体含义是一国社会保障缴款、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财产税、商品劳务税(包含关税)以及工资薪金税等税收之和占GDP的比重。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安体富和岳树民[10]、杨灿明和詹新宇[11]等在测算宏观税负时进一步区分了三类不同的测算口径：一是小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中，财政收入指的是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其不仅包含税收，还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一般公共预算中的非税收入。三是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中，政府全部收入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