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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百姓幸福 据报道，6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说：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　　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得分值50分为“一般”，“满意”是75分。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平均值为49.71，尚不及格。　　参与调查和研究的专家表示“非常震惊”。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不震惊，但我们表示疑惑。我们都知道判断改革成败有三个标准：①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②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③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三个标准中前两个只能由政府部门做结论，第三个标准却要由百姓来做结论。　　中国的经济确实发展了，有足可夸耀于世的GDP为证，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是无人能否认的事实。然而，中国的GDP并不能给百姓直接带来幸福。这种靠低福利、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以及让美国人优先享受而换取的GDP，不能给百姓带来相应的幸福感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在155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 　　参与调查的专家说：“经济高速稳定增长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姓不满意，改革就不能算是成功；百姓极端不满意，改革只能算是失败，这还有什么话好讲？ “户籍”咋成了“限购令”的葵花宝典？ 根据目前公布细则的城市来看，北京的限购令以“最严厉”领跑全国。新出台的京版“限购令”细则要求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提供连续5年(含)以上在北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才能在北京市购房，因此被称为目前为止最严厉的“限购令”。 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振宇近日向国务院法制办递交审查建议书，他认为，北京出台的与户籍挂钩的购房购车规定，涉及户籍歧视。 近来关于户籍的讨论与政策上的调整相当多。出台的政策既有地方性的，也有中央一级的。而无论什么层次，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调整方向：放宽户籍管理，放松对人们自由迁徙的限制。而此次“限购令”以户籍为购房限制条件，不知是倒退还是进步？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自1958年1月9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该条例严格限制了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动。由此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了一道高墙，在社会经济上形成了长期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国家的多项政策也都向城市倾斜，比如物资供应、价格补贴、升学就业等，这更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的发展空间。 就“限购令”本身而言，捆绑户籍无疑是一个“杀手锏”。从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效果上分析，各地相继出台与户籍挂钩的调控政策，即便对房市确能起到控抑作用，但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极可能助长户口黑市的猖獗乃至泛滥。 “居者有其屋”，稳房价关乎民生，若是房子继续买不起、住不起、租不起，如此民生可忧！ 贱在地里伤农民，贵在城市里伤市民，谁把蔬菜搞成了“两面针”？ 主要在食品加工、流通、市场、监管、执法等多个环节层层加价，所以只有多管齐下才能筑起食品安全的防线。 当前农民的“五大”期盼 一是期盼能够尽快享受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阳光。 二是期盼粮油、肉蛋品等农副产品能卖个好价钱。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因此，粮食是最重要最基本最不缺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都不能轻视农民，都不能让农民吃亏。三是期盼农民能看得起病，最好每年能给农民做一次免费体检。近年来，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虽然大多数农民都参加了医保，乡镇也建立了卫生院，但仍存在着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尤其那些边远地区，乡镇卫生院的条件差医术差服务态度差药费贵相当突出。比如上面给配备的医疗设备没人会用，上班找不到人，找到了人态度恶劣，开的药贵治不了病；住院才报销（从医保），而不报销门诊。即使许多人有了病，情愿等也不到医院去检查去看病，以致于有的人小病成了大病，结果花了几千几万元还治疗不好，不但人没了，还因病返贫。因此，许多农民盼望政府要花大力气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最好每年能给农民做一次免费体检，能够将门诊也纳入报销范围。四是期盼农民子女能上得起学，不再增加他们的负担。 虽然我国已实现了9年义务教育，农民的子女不存在上学难的问题，但农民的子女上学贵的问题依然存在且十分突出。近几年许多地方都搞了撤点并校工作，即每个乡镇只保留一所小学。这样虽然集中了人力、物力等资源，但给老百姓增加很大负担。比如，许多人的孩子上个小学得跑一、二十里，那些5、6岁的孩子还要大人陪着，这样不得不租房子，一个月至少要花5、6百元，那些经济贫困的家庭又咋负担的起？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