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庄汉墓１４号陪葬坑编钟研究.docVIP

洛庄汉墓１４号陪葬坑编钟研究 　　1999―2001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在山东章丘洛庄发掘了西汉大墓的众多陪葬坑，其中14号陪葬坑出土有编钟、编磬、琴、瑟、鼓、?T于、钲、铃等乐器140余件。由于这一陪葬坑所出遗物基本都是乐器和乐器配件，因而发掘者称之为“乐器坑”。 　　洛庄汉墓乐器坑出土编钟一架，共计19件，由5件较大的甬钟和14件稍小的钮钟组成。编钟出土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王子初、李幼平和刘再生等先生曾对洛庄编钟进行测音，刘再生先生还发表了相关的测音数据和研究成果。同时，主持洛庄汉墓发掘工作的崔大庸先生在整理和研究洛庄编磬时，发现了新的编磬刻铭，由之对编磬的组合重新进行了排列和研究。 　　2005年冬。承崔大庸先生引导和帮助，我们对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出土的全部乐器进行了考察和测音。由于新见磬铭提供了编磬组合的重要证据，所以我们在测音基础上，对编磬的音阶和组合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由编磬铭文所引起的编磬组合和音阶结构等问题，导致我们开始重新审视钟磬之间的音乐关系。本文即拟对洛庄编钟的形制、音阶和钟磬之间的音乐关系试加初步研究，敬希方家指教。 　　 　　一 　　 　　洛庄出土的这套编钟，原悬挂于木制钟架之上。钟架分上下两层，下层悬挂5件大型甬钟，上层悬挂14件小型钮钟。下层的大型甬钟，乃西汉甬钟的常见型式。甬钟的共鸣体为通常所谓的合瓦形，但其两栾外弧，两铣内敛，形成鼓腹，显出西汉甬钟的体制特征。洛庄甬钟的甬为圆管状长甬，外观呈竹节形，封衡，也属西汉甬钟的常态。唯甬钟的旋部圆凸，外观呈蒜头状，是其较为独特之处。甬钟的干为兽首形挂钩，一端未与甬体铸合，属于李纯一先生所说的开放式结构。 　　洛庄甬钟的甬部形制，与东周时期的甬钟不同，后者长甬并不普遍，即或有长甬者(如楚系编钟)，亦罕见竹节形甬。洛庄甬钟的甬比较长，它与钟体长度几乎接近1：1的比值，这点也与东周时期的甬钟形制显异。并且，东周甬钟的干基本都是封闭结构，而非汉代甬钟常见的开放结构。 　　洛庄甬钟的甬、舞、钲、篆、鼓等部位均饰细密的三角形花纹，并由较小单元的三角形花纹组成较大的米字形花纹。钟体之上的枚也非东周时期甬钟常见的二叠圆台枚，而是泡形的乳钉枚，上饰涡纹。洛庄甬钟的枚形和枚上的纹饰，与同坑所出钮钟是一致的。 　　洛庄甬钟的内壁，可见李纯一先生命名的堞式调音结构，即内壁相应于四侧鼓处有对称而突起的长条形音脊，它与西周甬钟内壁的隧式调音结构(即钟内壁的沟槽)，以及东周时期甬钟常见的波式调音结构(即钟内壁相应于侧鼓处的波形起伏)均有差异。实际上，像洛庄甬钟内壁的音脊构造，在河北平山战国晚期中山国国王墓和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发现的秦乐府钟上即有所见，只是中山国编钟和秦乐府钟均为钮钟。这种情况说明，编钟内壁的堞式调音结构和技术的出现，不能晚至西汉，而是在战国晚期即已形成。 　　考古发现的汉代甬钟，有一些在形制上与洛庄甬钟十分接近。如西安红庙坡汉墓所出9件西汉前期陶制明器甬钟，虽然表面无纹饰，但其外形则仿自青铜甬钟，干为开放式结构，钟的内壁也和洛庄甬钟一样，有四个音脊，位于前、后壁的左、右侧鼓部。又如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所出5件西汉早期陶甬钟，咸阳汉元帝渭陵所出2件西汉甬钟，在体制、甬制等方面也都与洛庄甬钟略同，唯汉元帝渭陵所出甬钟器形较小，最大的一件通高不过6厘米。另外，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5件甬钟，形制也与洛庄甬钟较为接近。 　　洛庄甬钟共鸣体的鼓腹特征，在战国晚期和秦代的钟体乐器上即有反映，如上述中山国墓葬出土的战国编钟，以及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出土的仿甬钟器制的钲，都是鼓腹的钟体。实际上，洛庄甬钟的鼓腹形制，已经表现出汉代钟体乐器的流行风尚，如与洛庄甬钟同出的钮钟，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稷山石墓出土的西汉钮钟和甬钟，河北定县北庄出土的东汉铜铎，其共鸣体都是鼓腹形。由此可见，钟体乐器的鼓腹形制，约在战国晚期开始出现，到西汉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常制。 　　综合上述，可知洛庄甬钟的形制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甬钟的共鸣体为鼓腹：第二，甬钟内壁有四条音脊，为堞式调音结构：第三，甬钟的甬为竹节形的长甬。 　　这三个基本特征，也是汉代甬钟常见的形制，并且在战国晚期至秦代的钟体乐器上即已显现。可见，汉代甬钟的形制，是在继承战国晚期和秦代钟体乐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相对于洛庄钮钟而言，甬钟的器形较大，发音较低(详后)，当是作为低声部乐器，以与音区较高的钮钟配合演奏。曾侯乙墓编钟也采取类似的配器方式，它的下层甬钟器形很大，与器形相对小些的中层甬钟和上层钮钟形成对比，显然制作者应是考虑到编钟声部的搭配和组合。 　　经过测音，洛庄所出5件编甬钟的音高如表1所列： 　　这5件甬钟，有两件(P14：19、P14：15)因残损而失音，无法确知其音高，但其余3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