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中国书法艺术精选.docVIP

中国书法的历史太邈远了，从远古的结绳纪事到苍颉造字的历史传说，今天已无实证材料可考了。但从陕西半坡的陶文到殷墟的甲骨文字，的确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字由童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两周的钟鼎彝铭文字，毕竞只是皇室戎祀大事的纪录；籀文秦篆，也还没有跳出禁苑的宫墙，飞人寻常百姓的门第。独有隶书，这种施诸徒隶的文字，它从篆籀的繁复綫条中挣扎出来，朝民间记事符号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它的产生大抵是在秦王赢政时期。《汉书·艺文志》云：“是时（秦时）始造隶书矣，起於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於徒隶也。” 　　如果说隶书的出现使汉字朝民间化走出了第一步，那麽，文字艺术也由禁苑走向了民间。然而，真正的汉字定型却不在秦之隶体，丽在於字体方正、笔法规范的楷书。楷书究竟产生於何时，目前尚无定论。蔡邕《劝学篇》说：“上谷次仲，初变古形。”卫恒《四体书势》说：“上谷王次仲，始为楷法。”虽然，蔡邕与卫恒均未说出王次仲具体是何时人，但蔡邕毕竟是东汉人，也许楷书在东漠时便开始萌芽了吧。但真正的可楷法楷书，恐怕还只能从三国曹魏时钟繇的《宣示表》等书法作品中才能找到。 　　汉字的定型与走向艺术化，在柬漠时便已具雏型。草圣张芝的问世，蔡邕、刘德界、杜操、梁鹄等书家辈出，一代风骚，灼然可见。这便使我们在探索禅书艺术规律的路途上增添了扑朔迷离的幻感，但只要缅心考察，我们还是能追寻到禅书的艺术发展规律的。 　　一、禅书的踪迹 　　中国的书法艺术成熟得比较早，庖牺氏王天下时的那种仰观俯察之文（书画合一的象形文字），早巳不复存在了。到了东汉时，草圣张芝“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气脉通於隔行。”张芝的书法不只是对东晋王羲之父子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意味着文字的书写，已由简单地承担纪事的功能，趋向於一种自觉的艺术表现形式。 　　到了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真、草、行三体的艺术均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中国的书法艺术经王氏父子的创作，几乎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接近峰巅的地步，羲之的书法也为历代书家所楷法，他本人在书坛上也被後人尊为“书圣”。 　　中国的书法艺术为何在达摩束来以前就达到了极致呢?书法艺术是否与禅法无任何关系呢?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记得《五灯会元》卷二中有这麽一则公案。 　　僧问：“如何是天柱境?”师（天柱崇慧）曰：“主簿山高难见日，玉镜峰前易晓人。”问：“达摩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未来且置，即今事作麽生?”曰：“某甲不会，乞师指示。”师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僧无语。 　　佛法是一种超平时空的永恒至理，它不会因为人们未悟到它而不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人悟到了它而存在。因而，学人在向崇惠禅师请教达摩东渡以前，佛法是否存在时，惮师的一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便将这种超平时空的至理说得透彻淋濉了。事实上，不只是达摩祖师东渡前，中国就存在佛法了；哪怕是释迦牟尼佛这位大哲在毕钵罗树（菩提树）下冥思悟彻之前，佛法就存在於世法之中。倘不如此，释迦何以成道!北朝产生的“三陛教”之“末法思想”，事实上只是对北周以来排佛运动的一种悲观论调，并非关佛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作为反映宇宙与人生真谛的一实相印，是不会因为人事的沧桑而变更的。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某些天资颖悟的人，他们也许能从某技某道悟到惮法。“运斤成风”的楚国匠人、演奏“高山流水”的师旷；“画笼点睛”的张僧繇，他们并不一定专注於挥道的修习，但他们通过一技一艺式的惮定式修习，却触类而通了弹旨。当然，只有释迦牟尼佛才能在跨越时空与各种技艺的形式上作彻悟，但这种彻悟，又是不可言传、只能心会的，这便是禅家标榜心宗的根本原因。 　　王羲之，自幼颖悟而讷於言，七岁学书，十一岁即於其父枕中窃看前代名书法家笔法。经其父督诲，书技日进，又参学於卫夫人，得其《用笔诀》。後涉江北游，遍览前代名家墨迹：李斯、曹喜、锺繇、梁鹄、蔡邕、张昶诸家书法，皆得浏览，尤得其髓。因而，他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书法。他曾书翰与人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寡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精诚专注，金石为开，一个书法家既有颖悟的天资，又有专注一境的艺术探索，自然是会悟到书惮的至理。 　　其次，两晋时期，玄风正盛，初传东土的佛教比附於玄学，格义佛学正在士林中次第传播。六家七宗，讨论般若思想的风气盛行，这无宁使统摄中国两晋哲学的玄学开始让步於一隅。“崇有”与“尚无”的讨论在两晋时便已风靡，而般若思想不为法执，不为空缠，它不落空有两边，自然会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般若为诸佛之母”，也是禅宗思想合理内核的一个因子，身处东晋士族之家的王义之决不会对此一无所知。般若思想正是开启这位天才的书法家的金钥匙，羲之笔下的草书“十七帖”，挥毫迅疾，笔势疏畅，众妙毕备；其行书“兰亭帖”，以宣纸鼠须笔书之，运笔清秀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