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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与时代的共鸣 　　[摘要]“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理念，家庭伦理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最为发达的一个片种即承袭了“家国同构”的文化思想，这种电影类型往往通过家庭的历史变迁传递出社会时代和国家政治的公共气息。本文将结合个案分析试图探讨中国家庭伦理片中“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 　　[关键词]家庭伦理：家国同构；类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架构中，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与现实功用构成了这个体系当中的主流和支柱性结构，因此，懦家思想也成为绵延千年中国文化的贯穿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以伦理思想为其特质的，其中以家庭伦理为表述的核心。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文化之特殊，必须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本质来认识。所谓“伦理本位”，是指由家庭生活所产生的人伦关系推及渗透于社会各层面而成其基本结构的社会与文化特征。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相应的从较低的形式到较高的形式发展，县有明显的变动性和文化附着性，它的演变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我们也的确看到，似乎除家庭之外，也许再也没有一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如此敏锐。 　　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制社会，而宗法制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而“家庭一家族 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正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渊源，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就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存儒家定化的影响下，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也渐渐演变成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理想。因此，包括文学和影视艺术在内的诸多叙事作品都往往通过展示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命运来折射社会与时代的变迁，通过家庭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历史的风云激荡、时代浪潮的跌宕起伏、国家命运的前途走向。 　　中国电影自诞生之初就自觉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精神和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许多优秀影片以家庭的悲欢离合来涵纳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从家庭人物伦理情感的演变来表现对民族命运和国民品格的深沉思考与忧虑。 　　蔡楚生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摄制于1947年，分为《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个部分。这部影片，连映三个月，博得广大观众空前欢迎，曾掀起“万人争看一江春”的热潮，同时也创造了继《渔光曲》后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立足于时事、感怀于家国的激愤之作，它将家庭命运和国家命运有机地融为一体，以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宏大的叙述结构展示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彰显出一种强烈的政治批判与伦理道德批判的现实主义色彩。影片通过一个家庭在动乱年代所经历的悲欢离合来展示一个民族的内忧外患与一个时代的动荡不安，导演以其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关切的平民目光，捕捉到在那段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个人命运、家庭命运与民族命运的承接点，以家庭人物伦理情感的演进和人生之路的选择来刻画时代的风云变幻，表现民族命运和国民品性，营造出一轮明月两种情怀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亦呈现出一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雄浑壮阔、深厚沉郁的史诗气质。 　　与《一江春水向东流》悲情的戏剧化模式不同，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蓝风筝》是以冷静而深刻的镜语风格带着人们去回顾了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以一个纯真孩子小铁头的眼光，以“我”为叙事线索，以“我”的三个父亲：“爸爸”、“叔叔”、“继父”作为三个段落架构了整个故事。在叙述母亲陈淑娟一生的坎坷际遇中，反映了自1953年到1967年在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小铁头的母亲陈淑娟的三次婚姻，正是遭遇了此生中的三次政治运动：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由于影片采用了儿童的视角，同时有孩子无遮无拦的直观式旁白，小铁头一家的遭遇也更显示出了其在历史变革中的悲剧性。表面上叙述的是铁头一家的遭遇，但其隐喻的内涵早就超越了单纯的个体，而是化作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书写。 　　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在家庭伦理片叙事核心的表达以及思想艺术的呈现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蓝风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伦理片常常以政治伦理化的方式，将诉说国家命运的宏大主题和伦理道德的主题合为一体，针砭时弊，以家论国，透过家庭人际冲突和情感矛盾，折射巨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不但如此，在家庭伦理片中，家作为一个承载文化的具象空间，不仅仅是国家命运的缩影，更是社会与时代的缩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冲击所在社会原已存在的伦理道德体系，而伦理道德体系的松动和重建常常最先在冢庭伦理中反映出来。 　　黄健中指导的电影《过年》表现一个发生在1991年我国东北一户工人之家过年的故事，作为一部家庭伦理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