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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司法体制下的“媒介审判” 　　摘要：社会的发展，新闻在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中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闻与司法二者的关系也日益受到新闻界和学者的重视，就有学者提出大众传媒滥用、错用监督的权力而易于出现“媒介审判”的现象。本文从“媒介审判”的概念入手，分析中国当前司法体制下传媒与司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新闻传媒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如何正确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关键词：媒介审判；舆论监督；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023-02 　　 　　一、“媒介审判”与媒介监督 　　近年来，社会各界学者日益重视到新闻与司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各种刑事案件如早期的“孙志刚案件”以及近期的“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以及上海浦东“钓鱼案”等相关案件的媒体报道，在宣传社会法治纪律的方面无疑取得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警醒了广大社会公众。从媒体参与法律事件报道的背后，有些学者提出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在使用舆论监督这一功能时，出现了超越于法律程序而进行越俎代庖参与到司法审判的现象，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由此提出了“媒介审判”的概念。我国传播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指“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1]。学者郑保卫认为这是一种将新闻传播权利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运用新闻报道干预和影响司法工作的行为。它违背了司法法治至高无上的独立性原则，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挑战，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公正性。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其中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太阳教授针对魏永征教授《“媒体审判”有悖法制精神》一文，撰写了《媒体舆论监督有悖法制精神吗？――与魏永征教授商榷》。在此文中，刘教授首先指出媒介的舆论监督并不等同于“媒介审判”，媒体对违法犯罪事实的报道是媒体报道内容的一部分。接着又指出媒体的某些由于报道内容失实而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并不能说是“媒介审判”，只是一种会受到法律追究责任的民事行为，而不是“审判”行为。最后刘教授指出魏永征教授文中的“媒介审判”实为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推动我国法制建设。从而肯定了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也有些学者将媒体正确发挥舆论监督权利的功能看成是“舆论审判”，把媒介审判混同于媒介监督。如吴丽和付云华认为所谓“媒体审判”是指一些新闻传媒在对法院未结案件的报道中，不当地使用议程设置的功能，擅自发表带有主观性或带有暗示意味的言论，只报道一方当事人的观点或事实而忽略另一方的意见或陈述，从而给大众造成舆论上的偏向，给法院审判案件带来了压力，导致法院出现不公正的审判和一些冤假错案发生。即新闻舆论超越司法程序，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也称舆论审判[2]。这种说法不仅过分夸大了媒体发挥监督社会的功能并且也是将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性陷入尴尬的境地。笔者认为媒介审判不能等同于舆论审判，更不等同于媒介监督。对于是不是舆论审判，笔者认为首先要弄清楚舆论的概念是什么？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一致性、强烈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3]。从这个表述中得出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而公众是依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了解社会，所以新闻媒体就要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而发出质疑的声音。但是如果公众了解到被某些权力机关认为是“不理智”的声音，从而否定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这不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该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言：“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实，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份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尊严是否全由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害，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选一的位置，或是歪曲事实，或是闭口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4]。 　　二、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的“媒介审判是个伪命题” 　　媒体如果因为报道了不合理的审判裁决而影响了司法判决，就能说是“媒介审判”吗？“媒介审判”是西方出现的概念，这是和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的陪审团制度规定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陪审团的意见根据案件双方出示的证据以及双方在法庭的陈述来辨明案件的真相，然后法官根据既定的事实证据来给出相应的裁决。而陪审团在影响法律判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陪审团的要求也较高，但是我们知道陪审团的成员来自于普通民众，不可能人人都具有法律方面的知识，并且也极易被大众媒体的报道影响。新闻媒体的报道很有可能会影响那些意志不坚定的陪审团成员，会左右和干涉他们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