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启示与情境营造.docVIP

时代启示与情境营造 　　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历史剧的热烈讨论，对于历史剧的界定和范畴所属在学术界至今仍无定论。历史剧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历史剧的艺术成就也往往高于其他体裁。历史剧在元代戏剧作品中占的比重也很大，元代历史剧有一部分是完全符合通常对于历史剧的定义的，其中《单刀会》《哭存孝》《谇范睢》《赵氏孤儿》等，其题材来都来自历史典籍，确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能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历史。所以王国维说：“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04页)但是，元代历史剧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并非如此，其题材多来自民间传说或小说，其中所描写的人物可能史有其人，但事件则属子虚乌有，还有的作品所描写的人物、事件虽曾在历史上发生过，但却作了大幅的加工改造，以致根本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作家们只是利用历史这个躯壳或影子来反映元代人的思想情绪而已。因此，我们在思考元杂剧对于正统史书中的历史观念的承袭和突破，在如何从元杂剧去看中国社会的演变发展和思考戏曲本身的文化意义等一系列繁杂问题之前，首要的任务是“还原历史语境”，从元杂剧作家的立场去重新还原历史剧创作观念，只有这样我们的发言才有说服力。 　　元代剧作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念和情绪，在史料上作了有利于这种表达的选择和改造，给人以现实生活的启示性，而这种启示性来源于改造作品后的真实感和落笔行文之中渗透出的现代感。如郑廷玉的《疏者下船》，史书中只有《左传》和《国语》简要地提到吴王、伍子胥等率大军攻楚，楚大败，吴军入郢，《左传》定公四年载“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铖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史书记得更清楚，与楚昭王同船的是其妹季芈畀我和缄尹固，剧本却改为及其弟芈旋及妻、子，而疏者下船的事完全是民间传说或作者虚构的。剧作者如此改造和虚构完全是为了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冷酷，是为了促使人们对传统的道德规范进行反思。又如高文秀的《渑池会》虽取材于正史，但却赋予主人公以鲜明的时代意识，它敷演的也只是“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三个主要故事，却有意识地加强了廉、蔺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以廉颇的恃武轻文、忌才妒贤和胸无韬略来反衬蔺相如的智勇兼备、襟怀坦荡和远见卓识，以表现文人在国家政治生活等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作者文武相济、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 　　作家的意念和情绪是时代意识的折射，元代历史剧中反映的是元代真实的社会情状和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所以这里的“史家论世”应该既论的是“前世”，又论的是“元世”。我们知道历史剧的写作关注的不应仅仅是历史和过去，它还要表达现实中的感受，所以作品往往融入作者主观的意识，历史的本来面貌或多或少地被改变了，别林斯基就说过戏剧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 　　 　　二 　　 　　元代历史剧数量众多，且不乏有典范之作传于后世。元杂剧作家在处理史料上，多不表现对史料的依附，而是融入主观意识从而构成了戏之为戏的那种基本因素：其一是情境营造，其二是时代启示。情境营造，情指情感，“境”指意境，两者的关系历来微妙，相互渗透，相互依托，这里对“情”和“境”的营造指的是作家在主体意识支配下对历史氛围的营造，在作品中往往体现为“借古人之口发今世之微言”。而在时代启示和历史氛围营造上，元杂剧作家呈现出“本同末异”的倾向。“本”指的就是历史剧创作之时的时代特征，也就是元代的时代特征。当观众在剧作表演中体味到属于自己时代的特征，产生共鸣的时候，会诱发其对时代意义的思考，这就应该是作品的审美力量所在。黑格尔说：“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一定存在过。(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6页)元代历史剧的创作目的，大多不在于对历史的凭吊和慰藉心灵，而是在于“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对当下的关照是首要的任务。文人的创作在于宣泄自己对时事和对境遇的愤懑，歌颂正义，鞭挞邪恶，控诉黑暗的社会，揭露贪官污吏的罪恶，追求自由的爱情，排解思想的苦闷，传递道德义愤。其次是“末异”，即营造方法的多样化。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的改变不足为论，关键是在思想倾向和人物性格的取舍和新增上往往导致对主要情节和故事结局的改变，甚至是主题思想和情感基调的改变。 　　关汉卿作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在元代剧坛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杂剧亦具有典范意义。关汉卿的历史剧《单刀会》《哭存孝》《西蜀梦》三部作品中部涌动着“悲情力量”，为了服务于这种情感基调，作者开始了对历史的“量体裁衣”。《单刀会》汲取了平话的尊刘立场，讲述了关羽大智大勇，单刀赴会，力斥鲁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