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张通妻陶贵墓志》拓本鉴定举要.docVIP

隋《张通妻陶贵墓志》拓本鉴定举要 　　《张通妻陶贵墓志》刻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清乾隆年间于陕西西安出土。首题“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士行参军张通妻陶贵墓志”，志文19行，满行19字，楷书，有方界格。著录见《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1901年）、《集古求真》（1923年）、《八琼室金石补正》（1925年）、《陕西金石志》（1934年）、《咸宁长安两县续志》（1936年）等，全文见《古志石华续编》（毛凤枝著，民国）、《关中石刻文字新编》（1935年）等。 　　志主陶贵，丹阳人，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年），乃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士行参军张通之妻，卒后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张通之名见唐代韦述所著《两京新记》，记称东门之北慧日寺，隋开皇六年立，本富商张通宅，后张舍其宅而立寺。张通妻陶氏常于长安西市鬻饭，精而价贱，时人呼为陶寺。墓志文云“恳志熏修，归依正觉，庄严供养，其慧日寺者乎？”与《两京新记》所记正合。志中“昌乐公”，金石家看法不一，《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及《奇觚文集》（叶昌炽著，民国）据《隋书?韩擒传》认定此“昌乐公”应为韩擒虎弟僧寿（按：唐人修《隋书》因避高祖李渊祖父李虎之讳将“韩擒虎”之“虎”省去），但《八琼室金石补正》考《隋书》后提出此“昌乐公”或为柳裘。 　　《张通妻陶贵墓志》书法遒劲婉约，锋颖如生，可与《董美人》《常丑奴》两志媲美，堪称隋志之翘楚，历来评价极高，是临习隋楷的最佳范本之一。解放前上海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分别出版有石印本和珂罗版整纸本，流传颇广。 　　 　　图1 　　 　　有关隋《张通妻陶贵墓志》的流传经历，金石著作中均记原石久佚，世传多为重刻本。检索著录，可见数条涉及该志石的线索，一石为甘泉岑建功所藏，后归南陵徐积馀，已碎为4块，金石家多认定此石为重刻，方若《校碑随笔》（1931年）认为此石为“至精之摹刻”。除南陵徐氏外，尚有陕西重刻本，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1981年）称该石“较徐氏藏石更精……后磨去一层，似更瘦细，虽似挺劲，然与原石不类”。又据《西安碑林书法艺术》（1983年）及《西安碑林全集》（1999年），西安碑林今藏有一石，系铁门张伯英1952年捐献入馆，现深锁库房之中，该石是否为原石或为上述之“陕西重刻本”，一直未见相关研究。 　　由于对墓志原石状况不甚了解，各类金石著作中对于该墓志原拓的标准说法不一，故在拓本的真伪鉴定上，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近年来，笔者广泛搜集隋《张通妻陶贵墓志》的多种拓本资料，目前已有一定的规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拓本包括有褚德仪题签本（图1，以下称“褚题本”，褚题“隋张通妻陶贵志，乾隆年出土初拓本”等，下有邹安题记）、西安碑林博物馆拓本（图2，以下称“碑林本”）、无跋本（图3），以上这些均为整张拓本，为墓志拓本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还有一些剪裱本，如故宫博物院藏剪裱本及梁启超跋本等，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作为参照。在隋《张通妻陶贵墓志》的著录中，涉及到拓本内容的主要有《集古求真》《校碑随笔》《增补校碑随笔》《善本碑帖录》（1984年）、《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奇觚文集》《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年）、《碑帖跋》（梁启超著，民国）等，其中又以前4种著作谈及拓本真伪鉴别最为详细，可相互补正。笔者经过对前述碑版名著的认真爬梳并与各种拓本参校，初步总结出隋《张通妻陶贵墓志》原拓的一些明显特征，可为鉴定提供重要的线索，现逐条罗列如次： 　　 　　图2 　　 　　1.原拓第1行第8字“司”字钩笔未损。 　　2.原拓第1行下角未泐损。 　　3.原拓第3行第4字“轩”字右旁无石花。 　　4.原拓第4行第1字“竹”字完好，“竹”之上无泐痕。 　　5.原拓当14行“似莲”两字间，第15行“土壮”两字间，第16行“风前”两字间，第17行“路悲”两字间，第18行“秦川”两字间有泐痕一道，横出19行之外。 　　6.原拓第14行“似莲”之“似”字下明显可见有石筋如倒钩形，有让刀之痕迹。 　　7.原拓第16、17行第14字“风”“路”两字上无泐痕。 　　8.原拓第17行第10字“镜”字未损。 　　9.原拓第18行第2字“松”字右下有泐痕。 　　10.原拓第18行下微有泐损，第18行第19字“闭”字未泐。 　　 　　图3 　　 　　对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看到“碑林本”不符合第2、4、6、8、9、10条，无跋本不符合第1、2、3、5、6、7、9条，只有“褚题本”基本符合这些标准，笔者以此认定此本应系原拓，其他两本为重刻本,细部比较可参见《隋〈张通妻陶贵墓志〉版本比较表》（图4）。“褚题本”的题签者褚德仪（1871～1942年），浙江余杭人，号晚堂，晚号松窗，为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在拓本鉴定方面功力深厚。早年曾为端方幕僚，后寓上海，斥资收购碑帖，原多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