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西方读者举起一面有异域色彩的“东洋镜”.docVIP

他为西方读者举起一面有异域色彩的“东洋镜” 　　异化法：作品呈现出浓郁中国风味 　　荣获美国最重要的图书大奖“全国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美籍华人作家哈金（Ha Jin，原名金雪飞）选择英语作为创作语言，这一选择，使西方读者有机会通过他的创作接触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然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语言就是一个符号系统，带有意识形态、文化等特定编码，有强烈的不可规约性。哈金本人表示，用英文创作给他造成的困扰是，他常常不得不用中文进行思维而用英文加以译写。他笔下的中国小人物，与他们所生活的文体环境融为一体，当他们谈话的时候，带着中文特殊的韵律，这些都无法在英文中予以直接呈现。哈金发现，他只能先想像中文，再把它们翻译成英语。这样，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是以源文本――即中文以及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异化法，还是以目标文本――即英文以及英美文化――为中心的归化法，就成了像哈金这样的文化翻译者需要做出的选择。归化重在改造源文化文本，让它贴近目标文化文本的读者；而异化则让读者意识到他所接触的是陌生的国度、陌生的文化，形成警醒的意识，放弃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而哈金的作品则显示出异化性与归化性混成的复杂境况。 　　哈金的小说，比较容易让人注意到的是他作品中的异域情调，即他的异化性策略。应该说他为了保留中国特色，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哈金认为：“一位作家必须找到自己在语言中的位置。如果我和其他美国小说家没什么区别，那我就失去了自我。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作家和那些美国小说界的‘正规军’有不同的任务。我们必须要面临和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丰富英语文学、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文体……因此，有时候我刻意避免太美国化的说法。”由此，哈金的文本呈现出浓郁的中国风味。 　　在小说的语言上，哈金大量保留了中国的民俗用语。《龙头》这篇小说，描写中苏边境上一个带有匪气的民兵连长。当中苏两国关系缓和，罢兵修好的时候，他依然带着民兵携带枪支，招摇过市。政委在形容他的时候，采用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在《空中之爱》中，石伟和王丽丽因为通过电波传情而双双被勒令转业，小说形容他们命运休戚与共的时候，形容他们是“一个绳子上的两个蚂蚱”。在《春风又吹起》中，当女主人公发现邻居王婶帮助她，是为了让她嫁给自己年过五十的光棍弟弟的时候，心里暗想，原来对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文字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民俗与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中国鲜活的日常口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出自哈金笔下的中国人物之口，贴切生动，而这些表达，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却带有一定的新奇性，所带来的是陌生化的效果。 　　其次，在创作中，哈金没有按照英文的约定俗成执行，而尽量向中国的文化惯例靠拢。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在称谓上，都采用了传统的中国人名的书写方式，姓在前，名在后。在人物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很少用“先生”、“女士”，大多采用的是“同志”、“老王”、“小李”、“大康”等比较贴近中国人生活的表达方式。在《辞海》这个短篇小说集中，开篇小说《报告》讲的是一位连级干部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给师领导写的报告。他在报告里反对在部队传唱《再见吧妈妈》这首歌曲，认为它传播了伤感的资产阶级情调。报告采用中文书信的体例，以“尊敬的林政委”开头，发信人的结尾套语也是中国式的：“致以革命的敬礼”，署名是“永远是你的忠诚的战士、复兴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陈林”，并在信末附上了姓名和地址。其实从形式上看，如果采用英文信件的格式，将日期和地点写于信头，并不会对意义造成太大的损失，而且也更符合英文读者的习惯，然而，哈金有意识地采用了中文格式，让读者在阅读这封信的同时，体会到不同语言文化操作范式间的差异。 　　在作品翻译中，哈金还注意保留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中的诸多元素。比如在他的小说中常常能够接触到像“布票”、“粮票”、“龙须面”、“样板戏”、“公社”、“知青”、“生产队”、“红卫兵”、“红小兵”等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而且没有因为美国读者感觉陌生而对它们进行增补性的解释。这种翻译策略保留了故事的叙述流畅性，体现了身处其间的中国人物和这些现象水乳交融的自然关系。哈金还采用先翻译后粘贴的方式，在小说中大量穿插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文学文本。如在以“文革”为背景的《辞海》和《红旗下》两部短篇小说集中，哈金几乎在每篇小说中都嵌入了毛主席语录、时代歌曲、宣传标语等。在《龙头》一文中，民兵就高唱由毛主席语录改编的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疯狂》，让因脑淤血而神经失常疯言疯语的杨教授，大段地演唱时代歌曲，背诵王勃的诗、李煜的词，甚至分三段全文选录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对美国读者来说隔膜而陌生的文本，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纯正性，也有利于激发起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阅读哈金充满了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