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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藏北魏金铜佛像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以其文化源自华夏的缘故，故其国民对于中国的历史文物，多能理解洞悉其深邃之意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上百年，中国国力积弱，民生凋敝，多少日本收藏家乘机聚敛搜求中国文物。其中住友春翠收藏的青铜器、阿部房次郎收藏的高古绘画、山口谦四郎收藏的佛道造像、岩崎弥之助收藏的古籍善本、中村不折收藏的敦煌文书皆名重一时。个中堪称直追前贤的后起之秀、跻身日本第一流中国高古文物收藏家之列的新锐闻人，应首推旅居东京的日籍华裔――新田栋一莫数。新田氏集藏中国金铜佛像之际，已值战后搜求精品颇为不易的时期，然有志者事竟成，新田最终建立起数量既多、品质上乘，为海内外文博机构及私人藏家艳羡不已的金铜佛像王国，“新田”二字几竟成为了“中国金铜佛”的代名词。谁曾想到有这样一尊造像，一见之下竟然令新田栋一怦然心动，以致常跪不起。此尊金铜佛像通高40.3厘米，即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以1.5亿新台币（约合3600万人民币）天价自新田处购藏的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阳氏造鎏金铜释迦佛坐像。上个世纪60年代通过日本弥生画廊的小川敏夫最终得见梅原龙三郎庋藏的本尊金铜佛像后，新田嗟叹再三，倾倒不已，遂凭借早年经商积累的丰厚财力将其购为己有。1995年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总共3亿余新台币高价，购藏新田栋一庋藏金铜佛像名品30余件。台湾有关部门于2001年特别遴选其中三尊名品印行了《古代佛像》邮票以志纪念，其中即包括本尊太和元年阳氏造像（图1）。险些被实力更为雄厚的日本出光美术馆购藏的本尊造像最终得以入藏台北故宫，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艺术价值并重的流失国宝回归祖国怀抱的罕例。 　　 　　图一，图二 　　 　　太和金铜佛驰名于世，其中又以具佛床、光背的坐佛最有特色。存世太和年间的单尊金铜坐佛十余尊，其中具有确切纪年铭者皆集中于太和初年（太和元年至太和八年即公元477～484年）。国内所藏此式造像最为著名者，当为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1977年出土于延庆宗家营那尊金铜坐佛（图5）。若以保存之完好、体量之巨大、造型之古雅、光背之华美、鎏金之厚重、工艺之精湛而论，当首推新田氏旧藏太和元年阳氏造像（图2、3），不愧为托体山阿、真容高大的云冈20窟露天大佛具体而微的肖像缩影（图7）。北魏堪称中国佛教美术史上金铜造像的颠峰期，其名品如日本文化厅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铭菀申造佛立像、大英博物馆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铭仇寄奴造莲花手观音菩萨立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北魏金铜大立佛、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馆藏熙平三年（公元518年）铭释迦多宝并坐像、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铭交脚弥勒菩萨坐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铭王富如造佛装观音菩萨立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铭魏氏造立姿释迦佛三尊祭坛、美国纽约大都会艺博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铭午猷造立姿弥勒成铺大祭坛……然而即使将新田氏旧藏本尊太和元年金铜坐佛置身于上述旷世名宝之列，实亦不愧白眉翘楚之誉。放眼纵览长达千余年的整个中国金铜造像美术史，就历史艺术价值而言堪与阳氏造像分庭抗礼者亦仅只午猷造像、端方祭坛寥寥数尊名宝而已。 　　 　　图三，图四 　　 　　阳氏造像主尊顶结显系传摹自犍陀罗的波浪状发髻，但脸相已经基本与国人无异，面露古风式微笑。坐佛内着僧支，外罩半袒右式袈裟，在袈裟褶边的突起处，浮雕以Z字型走向的阴刻花纹，构成所谓的“折带纹”，方硬犀利的起地衣褶上施阴刻线，且末端呈现燕尾状的分叉。坐佛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抓持衣袂，指间有蹼，裸右足结跏趺座，富有装饰意趣的大衣下摆于膝间自然下垂，敷于佛座之上，构成“裳悬座”的雏形。上述以半袒袈裟、折带纹及裳悬座为主要特征的造像服饰特色鲜明，堪称典型的“太和式佛装”。实际上以折带纹半袒右式袈裟作为标志的北魏“太和式造像样式”，并不仅见于孝文帝太和年间，如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北魏天安元年铭冯爱爱造石雕坐佛（图8）、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所藏北魏正始三年铭金铜坐佛（图6），亦体现出较为典型的“太和式造像”风范。佛座系犍陀罗典型的狮子方座，这种束腰佛座于犍陀罗即可见到雏形，莲瓣装饰亦非罕见，但经中国工匠改造成型的“须弥座”形制上要更加规整。以阳氏造像为例，錾刻四方连续植物纹样的束腰收分特别明显，上下分别装饰以宝妆仰覆莲，上枋处饰以二方连续忍冬纹样，下枋等则趁势与佛床合而为一。须弥座下所施的四足佛床不见于犍陀罗造像，系由中国汉代的枰、榻之类的小型坐具发展演变而来。阳氏造像的佛床上饰一周四方连续穿璧忍冬纹饰带，其下浮雕跪姿胡服供养人，佛床中间开有火焰纹（kǔn）门。舟形大光背系事先分铸，靠所设榫卯与坐佛衔接，此即太和式金铜坐佛光背多所佚失的重要原因。圆形头光及桃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