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之忧患意识.docVIP

台湾新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之忧患意识 　　[摘 要] 1982年三位导演联袂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是当时台湾新电影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影片的故事内容改编自乡土小说家黄春明的三个短篇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以及《苹果的滋味》。电影分别从小镇、乡村、城市三个场景取材,依次关注台湾岛上的民众生存现状、商业文明的负面价值和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钳制操控,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对台湾社会的多重忧患意识。 　　[关键词] 台湾新电影;生存困境;商业文明;新殖民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影坛陷入了混乱堕落之境,电影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影片大多 “沦为暴力、色情、嬉闹等不良问题的集锦”[1],“面对如此局面,不少知识分子发出了拒看国片的抗议,‘大学生不看国片’成为当时电影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2]在这样一种弥漫着压抑愤懑又渴求突破与改变的氛围中,一群志同道合、对电影怀有赤忱热情的青年电影工作者,于1982年前后拍摄了《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海滩的一天》等一大批立足现实、品质脱俗的电影,引起岛内观众与媒体舆论的热烈响应,这批电影被称之为新电影。影评人焦雄屏说到:“新电影的导演与上一代导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抛弃了逃避主义,不再编织爱情幻境,也不制造飞天遁地的英雄。他们努力从日常生活细节或是既有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以过去难得一见的诚恳,为这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3] 　　在这些众多的影片中由三位导演联袂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无疑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影片的故事内容改编自黄春明的三个短篇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以及《苹果的滋味》,第一段由侯孝贤执导,其他两段由留美归来的曾壮祥和万仁导演,影片中的故事发生时间为60年代初期的台湾乡村与城市,三个段落的情节完全独立。电影分别从小镇、乡村、城市三个场景取材,依次关注台湾岛上的民众生存现状、商业文明的负面价值和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钳制操控,凸显了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对台湾社会的多重忧患意识。 　　片段一:下层民众之生存困境 　　影片的第一部分《儿子的大玩偶》由侯孝贤执导,讲述的是老实巴交的青年坤树带着老婆孩子进入小镇后,为了养家糊口而挣扎求生的故事。 　　影片采用了一个个的长镜头来表现坤树生活的呆板无趣和贫困潦倒。坤树夫妻俩因家庭拮据在是否生第二胎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坤树为了承担起做丈夫的责任,跑到镇上的电影院争取到了一份当广告活体人的苦工,他将家中仅有的一床被罩做成了小丑装,每日天未亮就要穿上小丑衣装扮成滑稽的面相出门,他右手执拨鼓、左手拿喇叭,胸前和背后还要各挂一块贴着影院广告的木板,在镇上的各条街道四处奔走、叫喊,重复着单调的广告词。对于扮着小丑装的“广告人”,人们充满了轻视与好奇,坤树的大伯与他绝交,一群几岁的村童都可以随意戏耍他。坤树对这份职业也是轻贱乃至深恶痛绝的,但现实的生存困境却让他只能选择咬着牙坚持下去。 　　故事发展到后来,坤树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戏院改进了宣传方式,坤树不用再化妆成小丑,戏院还给他配了一辆三轮车宣传影片。坤树欣喜若狂地飞奔回家中,将喜讯告诉妻子,然而就在两人为此感到欣慰欢畅之时,电影情节来了一个大逆转:坤树卸下小丑的假面,以真实面目走到儿子阿龙的面前去逗弄他,阿龙却被吓得大哭起来。原来因为坤树以往出门早,儿子没睡醒时他就化好妆,中午回家吃中饭时也没时间卸妆,到了晚上回到家中儿子早已熟睡,所以阿龙没有见到过爸爸的真面容,作为父亲的他在儿子眼里是始终缺席的。为了让儿子开心,坤树只好再次扮成小丑,他走到阿珠的小梳妆台,坐下来,踌躇地打开抽屉,取出粉块,深深地望着镜子,慢慢地把脸涂抹起来了。 　　影片最后定格在他化装时的面部特写上,坤树面部表情似哭似笑,我们能从他的眼神中读出刺痛、酸楚与无奈。坤树越是这样为爱而牺牲自己,糟蹋自己,观众就越是能深沉地感受到这种屈辱生活的可悲和痛苦。透过坤树,我们看到在台湾逐渐起步的时候,有很多被遗忘在角落的人正辛苦地调整自己,他们也希望能凭借自己仅有的劳力,建构属于自己的家庭,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挣扎与韧性。 　　片段二:广告效益下的商业欺诈 　　《小琪的帽子》是影片的第二个故事,由曾壮祥执导,这个故事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讽刺色彩。影片以冷静的态度把两个推销员到乡下推销日本伪劣产品―― “快锅”的事件放大化,凸显了现代商业社会的残酷性和虚伪性。 　　推销员王武雄是个刚退伍的士兵,因为没有学历而进入日本瓦斯快锅的推销行列。在经过三天的职业培训后,他与另一个推销员林建发被分到一个小乡村推销快锅。在那里,王武雄的生活百无聊赖,他惟一的快乐就是见到一个戴着帽子的漂亮女孩小琪,小琪的沉静和神秘让他充满好奇,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摘下小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