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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一直对于毛姆的话颇为感佩，在我们动辄谈及时代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厘清一个前提：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时代”，人如果能明明白白察觉到自己曾处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代”，那他当时须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时移势易，饱受困惑的煎熬，因为时代中的风浪，对大部分碌碌无为的人来说，不过只是年似一年的寻常日子，有心人，在这样的漫漫长日的处安思危中体会到了所谓的——“时代”。作家作为人群中最敏感的心灵，无疑在承担着经历“时代”的重任，而且这个任务之得来并非源自对于宏大叙事的趋之若鹜，以及作为时尚概念的写实，但它当然也是一份无法轻言放弃、掩面而弃的永久赠予。2013年在历史年轮的碾压中不过是寻常的一年，但今年对80后的作家来说的确有一些不同，《山花》《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西湖》《天涯》等都开设了关注80后创作的栏目，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远离时尚、商业氛围的80后写作者，他们以广泛的触角、各异的视角、勤勉而诚恳地跟这个时代和自己对话，他们“经历”着时代。 　　2013年《天涯》6期刊载了80后作家专辑，小说且不去先说，三篇生活经验的文章，述及1980年代生人的种种生活记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面向，但却触及到这代人的共同时空困境：个体的失败感、历史的虚无感，故乡记忆的困惑。在时间上，这一代人的大多数必须面对挫败感和漂浮感，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找不到有效关联点，个人生活中无法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和主体意识，也即是参与历史的热情和安放自身的仪式感，从而表现为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的虚无主义。在空间上，这一代人很少不面临空间上的迁徙，从故乡到异乡，故乡、乡愁的文学修辞意义已经面目全非，而且都市出生的作家与乡村出生的作家逐渐分野。所有都市都面目相似，无法在生命中留下刻痕，缺乏有效的联系，，此处“去”的可能不是故乡，而是地域性，在全国一盘棋的现代化进程中，可能没有人会脱此“域”而出，上海的周嘉宁也曾经表述过这种意思，即使是被几代作家津津乐道的文学地域性，对她而言无足轻重，她甚至在刻意追寻一种祛除本地化意味的写作方式。张悦然在文中谈到新加坡这个国际性城市时说：“整座城市好像还很空旷，正等着那些新来的人用发烫的欲望将它填满。”城市是靠欲望可以填满的，那么必然无法把“我”跟一个城市，一个地点建立起生活的共同体，以及互相间生死相依的体认关系。提及北京，“这座城市有许多个小夏，她们满怀希望地来到北京，寻找着微茫的机会。她们努力地追赶着什么，却不知道最终会到达哪里？”个人之于城市成为漂泊的过客，一个地缘、 社缘 、血缘关系淡漠化的无缘社会已经开启。另一种方式是回到故乡，这更多是一代青年文学上的选择，很少有青年作家在地理空间上重新回到乡村，像最初意义上的回乡知青或者被下放的知识分子那样。“生活那么丰富，可我只能选择一种。回到岛屿，——文学总要回到饱含生命热度的状态中去，不会永远都和话题、时尚、娱乐有关。”“没有办法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空的时候，我们只有往回走，找到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故乡。有一天从海岛上传出去的声音，肯定会带着海风的味道，带着碧蓝的颜色，也带着绿意盎然的勃勃生机。”，故乡除了是广大农民工、无力上游的阶层不得不回到的老死之地，已经不能承载一代青年的生存、理想、爱情、价值和意义。 　　这样的时空背景无疑是这一代人无法选择的对话对象，谁都无法成为生活的私语者，严肃的文学创作中，个人生活的演技化无法持续增殖，三岛由纪夫把小说看做是作家的心象风景，尤其是年轻人的热忱文字，那些“自我”仍然占据着最浓厚部分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定是他们的心象风景。 　　一 　　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一直被批评没有贡献出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城市文学，这可能跟城市生活经验的不足有关，80后一代的乡村出身的文学青年，几乎都是离乡的一代，他们的乡村就像随身携带的胎记，无法轻易祛除。乡村故事的底色，很难说已经跟前辈的作家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们以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语调，的确也丰富了传统的乡村世界的版图和意象。甫跃辉、林森、郑小驴、曹永、陈崇正、包倬、马金莲、宋小词、喻之之、叶临之、向岛、乔洪涛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包抄着这个主题，并在延伸的都市生活世界中重整自己的乡村世界。 　　林森是一个具有非常明确地域意识的作家，他的写作总是刻意和自己的出生地紧密相联，甚至有意地在所有作品中留下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以制造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地方的感觉。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也都打散在故事的各个角落，《小镇》《夏风吹向那年的画像》《有几条路飞往木桥》等小说，无论故事怎样，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世界的内部废墟化都是持续的主题，吸毒、嫖赌、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呈现出逐渐荒芜化的精神世界。小说《有几条路飞往木桥》，一个像死树一样失去语言能力的父亲是小说的主角，特别像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与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