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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之“大” 在地理跨度更在历史文化内涵.docx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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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之“大” 在地理跨度更在历史文化内涵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资料图“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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