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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執行的領導者該作什麼? 了解你的組織與分工 實事求是 設定明確的目標與優先順序 後續追蹤 論功行賞 傳授經驗以提升員工能力 了解自我 領導者如何提升員工執行力 要讓士兵愛打仗 －提高員工的積極性 要讓士兵會打仗 －提升員工的綜合素質和專業素質 要訓練有素的隊伍 　　　　 －訓練員工的有序性 如何讓員工變得更有執行力 學習 授權 獎勵 信任－放手去做 溝通 健康心態－積極樂觀 制定與執行計畫 預算以業務計畫為基礎 讓各部門同步邁向目標 制定業務(工作)計畫 懂得如何取捨 後續追蹤檢討 實務案例 我國攤販輔導與管理的政策執行案 近來由於經濟不景氣，失業率不斷上揚，及政府多半採取管制性政策（如審核攤販證照、要求警方取締違法攤販等權威性工具）做為攤販管理的執行手段，導致攤販與違法攤商（即俗稱之流動攤販）數量均日益增加。 實務案例 我國攤販總數由1988年的23萬餘家，至2003年已達29萬餘家，到了2008年已超過30萬家。換言之，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轉型與教育文化的發展，攤販人口的比例反而快速成長，而違法攤商動輒為合法攤販的十數倍，更引發了城市交通、環保、治安、地下經濟等諸多問題。 實務案例 為解決前述問題，中央部會雖曾數度擬定通則性的攤販（管理）條例草案，部份地方政府也因應攤販管理日益困難，訂定攤販管理自治條例，並釐訂政策執行目標，引進新的政策工具。例如台北市即採取「管地為主，管人為輔」、「社區參與」、「總量管制」、「使用者付費」、「弱勢者優先」等原則，讓攤販管理回歸商業運作，避免以往權威性手段的執行缺陷。 本案例以政策執行的角度，可分別由傳統攤販管理執行的問題、政策網絡的建立與政策工具的選擇等三個層面討論之： 實務案例－政策執行的問題： 以往攤販管理問題之所以困難，係因為其包括了 許多複雜的因素： 中央或地方政府往往基於政治的考量，囿於選舉因素，致使部份民選首長不欲大力取締違法攤商，而無法落實攤販管理政策。 傳統取締措施與糾舉多半委由警察機關執行，警察只能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違規者進行處罰，一方面罰責過輕，且因警察亦容易因為取締違法攤商不列入工作績效等因素，而怠於行使公權力。 實務案例－政策執行的問題： 舊有規則強調發給許可證的方式，而著力於證照發給作業和控管程序，忽略實際經管人力不足及市場機制。 由於攤販管理牽涉交通、環保、警察、衛生、工務、地政、都發、稅捐等單位，較一般問題更形複雜，導致管理策略的整合益發困難。 實務案例－政策網絡的建立： 經濟部商業司研擬輔導地方政府全面訂定攤販管理自治條例，並希望經由中央與地方的連結，與各單位跨部門的溝通，形成緊密相依的政策網絡，以全面性地解決攤販問題。 由於欠缺建構政策網絡解決問題的經驗，導致此一過程較為偏重擬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的範本，而未能形成全面性的政策網絡，來協助地方政府針對政治生態與需求。 實務案例－政策網絡的建立： 但受限於本身權限，而未嘗試形成跨部會的中央政策網絡組織，共同協助地方處理攤販集中區用地取得、課徵逃漏稅等通則性問題。使得各級政府受限於攤販集中區過少、接受地下經濟仍然猖獗的事實，導致合法化誘因不高，而難以構成理想的政策執行環境。 實務案例－政策工具的選擇： 自我管制的政策：傳統的權威性政策工具，及管制政策零和賽局的緊張關係，容易因為地方管理單位與攤販的對立。目前的策略則傾向於採取自我管制的手段，鼓勵攤販普遍成立委員會，自行針對攤販之環保、衛生、攤位安置等事項進行管理，避免造成前述零和困境，維持公權力監督的角色。 實務案例－政策工具的選擇： 誘因性機制的設計：必須搭配其他的經濟性誘因或市場機制，例如參考各國發展觀光夜市模式，提高合法攤販的獲利，以相對增加違法攤商的機會成本，並輔助攤販發展改善污染（如採取計點方式，給予積點高者優惠或優先選擇權），逐步轉型，才能有效減少攤販數量。 實務案例－政策工具的選擇： 象徵性工具的確認：以往採取管制政策處理攤販問題時，因為管制的標的（攤販）屬於弱勢人口，故在取締或管制時較易受到個人直覺的誘導，執行時常流於勸導，甚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導致取締成效不彰。目前地方政府應考慮各單位彼此協力合作，進行聯合取締與查緝，並經由政策行銷，闡明攤販輔導管理的重要性，爭取社會支持。 實務案例－政策工具的選擇： 社區參與與動員：攤販問題屬於社會問題，更是社區問題，有待凝聚共識。目前部份地方政府的自治條例明訂，攤販集中區之設置需經過社區居民之同意，即為動員社區，以社區意識協助輔導管理的方法。 平安法喜！ 政策執行力 邱志淳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jcchiu@cc.shu.edu.tw 政策執行的意義